“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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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二节 一句顶万句（三）

　　死亡随时在身边。覆灭随时在身边。被包围、被分割、被切断随时在身边。那种日复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残酷斗争，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指挥若定、豪迈潇洒。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高度紧张，两次出现指挥失误；温和宽厚的朱德先对黄克诚、后对宋任穷两次发火；从不叫难从不叫苦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一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又写信又打电话要求改变军事领导；经历无数征战被誉为“军神”的铁汉刘伯承扶着泸定铁索竟潸然泪下……

　　这些现象你单独审视，可以对有的理解有的指责有的遗憾有的感动，集合起来，你才能感觉出它们是多么的不可分割。正是从这种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觉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一再提出靠拢苏联，还有什么不可理解吗？

　　当时北上的红军战斗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红军在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很可能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谈到严重局面时，说“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他已经作好了分散游击的准备。

　　所以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徐海东和刘志丹。陕北那块苏区使北上的红军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国际路线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紧迫的问题变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了。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多次改变或推迟靠近苏联的方针，除时机、条件等因素制约外，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态度，担心一旦行动，使苏联陷于被动。此次斯大林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红军，无疑对中共中央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在红军队伍中，对打通国际路线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是李德。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危及苏联安全。两河口会议前后，他就对毛泽东提出的靠拢苏联不以为然。1936年1月27日，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李德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打通苏联作为主要战略目的，“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

　　李德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

　　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

　　两人虽然主张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但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

　　直罗镇一战打败东北军的进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这封信。

　　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陕南游击战争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作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这个电报对林彪的批评比会理会议说他“是个娃娃”严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处理方法。他没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设想的“并在此一个时期”。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发一个电报，坚持“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林彪个性中这种倔犟，决不仅仅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拒不检讨才刚刚表现。

　　毛泽东没有回复林彪这封电报。

　　林彪主张向陕南发展。彭德怀则主张巩固陕北。

　　1936年1月，彭德怀在甘泉指挥作战，收到毛泽东关于东征决策的电报，阅后思虑再三，1月26日回电毛泽东，坦陈自己的意见。

　　彭德怀认为：陕北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人烟稀少，敌不易对我形成“围剿”局面，是红军活动的好后方，应该巩固发展这块根据地；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人数大增，陕北贫瘠，红军发展有一定困难，要同南面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还可能把在河南的蒋介石嫡系军队引进西北，这是不利的一面；东渡黄河在吕梁山一带创建根据地比较理想，可虑之处是一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体质很弱，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13000人；二是过去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能不能撤回来，不能因此再失去陕北这块根据地。

　　彭德怀以后回忆说：“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这就是东征前后，围绕巩固发展现有苏区和打通苏联这两个任务出现的争论。

　　李德称红军东征打通抗日路线的行动是“想挑起日苏战争”，不足为虑。

　　林彪提出在陕南打游击战争，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发生冲突，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再乘机进入西北，就将陷我于大不利，也不现实。

　　所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将重点放在打通苏联的意见。他认为应该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红军行动应更加广泛、更加灵活一些；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

　　但彭德怀的意见却不能不考虑。彭德怀则认为，从兵力看，东征的目的主要是调动占据绥德、吴堡一线的晋军回援，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晋军主力和巩固河防，不宜实施战役上的进攻和转移，特别要防止出现任何脱离陕北苏区的可能性。他为此两次致电政治局：“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地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旗帜”；并说毛泽东“过去坚决扩大红军苏区的方针”应当继续坚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