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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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四章 “围剿”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第四节 外国的月亮圆（三）

　　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须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

　　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皆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起来的。

　　蒋最初不想让魏采尔走。魏氏在“剿共”方面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尔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筹划交塞克特。但魏采尔表现为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也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也只好让他走掉。

　　魏采尔与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尔，这以后，便都归塞克特了。

　　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十一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

　　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塞克特上任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发起了七个半月，碉堡政策早已执行，苏区周围的碉堡已经成千上万了。塞克特对蒋介石的帮助主要不在“围剿”红军，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建军方针和思想。

　　他在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谓“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

　　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这三条皆来自典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军官团为国家核心。

　　这三条影响了蒋介石一生。

　　人们说，在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德国。对德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当时在德国流行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麦、总统兴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再清楚不过地显露出德国由普鲁士军国主义演变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全过程。

　　塞克特专门使蒋介石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

　　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两次潜入北京，图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里。蒋在日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作准备。第二年春本拟留学德国，因孙中山命其留沪听命，留德未成。

　　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

　　除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

　　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作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三十六、八十七和八十八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都出现重大改进。

　　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么就是其前任魏采尔了？

　　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尔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尔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

　　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乌龟壳之上。

　　外国的月亮再圆，外国人念的经再好听，就这一点来说，能够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国式战场和中国式战斗的人。

　　他的确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朱德的同学金汉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