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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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第二节  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上）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弹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自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说法，是最省事的说法。它不用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特别是，为什么总以社会主义为标榜。

　　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北一辉的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当时北一辉已经与《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人相识相熟。中国革命派人士章太炎、张继等人与幸德秋水相交，都是北一辉介绍的。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北一辉对中国革命有自己的看法。他内心里看不起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无论思考或行事都是西方模式，是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孙中山的主张，不过是把西方民主理念通过革命手段在中国实行而已。北一辉认为中国革命的真正希望在黄兴和宋教仁身上，而并非是人人仰慕的孙中山。

　　但宋教仁1913年在上海遇刺身亡。

　　黄兴也于1916年在上海因病去世。

　　北一辉对中国革命的兴趣倒塌了一大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冲垮了北一辉对中国革命的热情。

　　他把“五四”运动完全看作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

　　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

　　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第一件事，就是派大川周明专程赴中国，寻找北一辉。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精神领袖。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共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之一。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是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7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8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

　　北一辉并不反对日本天皇。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他认为天皇是“国民的大皇”，依托天皇之权，在全国实行戒严，三年停止宪法，解散国会，罢免枢密院及其官吏，废除华族制度、贵族院，排除军阀、吏阀、财阀、党阀，从全体国民中选拔人才改造内阁，通过普选改造国会，颁布新宪法。

　　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日本是国际上的无产阶级，俄国是世界上的大地主，英国是世界上的大富豪，向它们开战是正义的；“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

　　北一辉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的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唯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