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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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二章 东方之梦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第一节 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做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產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唯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斗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它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象到的吗？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国民党影响最大的，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则是辛德秋水与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幸德秋水不但是《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翻译者，而且极富激情。看看他的这一段文字：

　　革命来啦！革命第一次来啦！革命从俄国流向欧洲，从欧洲流向世界，如猛火燎原，不断蔓延，今日之世界，革命之世界，今日之时代，革命之时代，我们乃时代之子，不当革命党誓不罢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