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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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三节 谁人看中毛泽东（七）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了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后占领冬宫之前，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还不得不躲藏在俄国与芬兰交界的拉兹里夫湖边一个草棚里。离武装起义只剩下不到20天了，才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后来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基本都是扫荡法西斯德军的苏联红军帮助建立的。当苏联的支持——特别是以武装干涉为代表的军事支持突然消失，厚厚的柏林墙便像一个廉价的雪糕那样融化掉了。

　　越南，朝鲜，基本上大同小异。

　　古巴的卡斯特罗游击队也是在先夺取政权之后，才建立政权的。

　　格瓦拉在南美丛林中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捉迷藏时，也没有首先建立政权。

　　不是列宁不想。不是胡志明不想。不是卡斯特罗不想。不是格瓦拉不想。是没有那种可能。

　　为什么偏偏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

　　193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18年，毛泽东就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前，星罗棋布的红色政权已经在白色政权周围顽强存在，并有效地履行一个政权的全部职能了。

　　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如此？

　　全世界没有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诠释这个问题。

　　1975年蒋介石刚刚去世，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就出版了一本书《The Man Who Lost China》。书名就不大客气，翻译为“丢失了中国的人”。书中说：“对蒋介石的一生进行总结，蒋介石有自己的勇气、精力和领袖品质，他不仅是一个有很大缺陷的人物，而且从希腊悲剧的意义上讲，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他个人造成的”，“蒋介石缺少那些将军和政治家流芳百世的先决条件——运气。他的运气糟糕透顶”。

　　蒋介石数十年惨淡经营，竭力奋斗，被仅仅归结为“运气”二字，克罗泽过于轻率。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人的愿望终生不改。十年内战时期有“两个星期”理论，解放战争时期发展为“三个月”理论——“三个月消灭关里关外共军”，兵败台湾后又有“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存在？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白色恐怖中迅猛发展？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在内外干扰中取得辉煌的成功？

　　蒋介石找过五条原因，但终生也没有弄明白。克罗泽把所有原因归结为一个最终的“运气”，也没有替蒋弄明白。

　　回答者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作出了解答。

　　该年10月5日，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毛泽东也列出了五条原因。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蒋介石在五条原因中，认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五条原因中，“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是根本的一条。

　　毛泽东的认识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牢牢地根植于脚下的土地。

　　蒋介石在中国实施最严厉的白色恐怖。

　　毛泽东却在这最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各个实行白色恐怖的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

　　这块天地不但摆脱了敌人，也独立于友人。

　　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人人敬佩；但苏区根据地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不也应该人人皆知人人敬佩吗？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如果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权，不创造出巩固的根据地，不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经费来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依存关系便无法根本改变。

　　不走毛泽东开辟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中国革命不但不能独立于敌人，也不能独立于友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见。周围人没有想到毛泽东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独立自主带来的艰难曲折溢于言表。斯大林的回答是：“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这是一般公理。”这位以“钢铁”命名并且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世界政治进程的历史巨人在胜利的中国革命面前，十分坦然地承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因如此，更可见毛泽东道路的可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