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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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三节 谁人看中毛泽东（三）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面对记者提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做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

　　此外，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缉的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途经郑州时，曾对冯玉祥感叹曰：“苏俄用了三千余万巨款，我个人费了多少心血精神，国民革命才有今日成功。”

　　可见苏俄对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援助之巨大。

　　相形之下，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就十分有限了。中国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援助与国民党比较起来，也谨慎得多了。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不管是南陈还是北李，经济来源皆只有教书、编辑的薪水及写文章的稿费。钱稍有富裕，也仅够用于操办一两份刊物。对其他社会活动如开展学运、工运、兵运等，即使意义重大，也无力支持。

　　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但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教书、编辑、写文章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因此，上海党组织最先接受了维经斯基提供的经费援助。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1921年1月维经斯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派包惠僧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余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从私人手里借钱才算了事。

　　连路费都无着的这些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接受外援仍然十分谨慎。

　　陈独秀就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

　　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其汇报工作、受其领导。

　　后来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有人在报上骂他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在这种压力下，陈更坚决主张不要别人的钱，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