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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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二节  钢铁斯大林（三）

　　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即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

　　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

　　1926年“三二○”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

　　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

　　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

　　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做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

　　当斯大林以最严历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决定都忘记了？

　　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么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

　　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的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援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

　　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