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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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四）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象。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孙中山。

　　这个人不是第一次置于两种选择之间。191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必须按指模并对孙个人效忠，引起党内意见严重分歧，胡汉民就调和于赞成与反对之间。

　　但他从心底里是佩服孙中山的。1905年在日本第一次与孙中山相见，就被孙的雄辩征服，与妻子和妹妹一起加入同盟会。十月革命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对胡汉民影响也不小。从1919年9月开始，他连续发表10篇文章，研究和宣传唯物史观：“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胡汉民，却不很在意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他的论点倒也特别：无政府主义者都能加入国民党努力服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尝不可。他的主意是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的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遏”、“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理应“与我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的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了说明：“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