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二）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吗？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

　　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

　　越飞的不信，则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決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则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重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乎中国国情。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