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敬请各位网友多多转发，助力公益善举，共襄复兴伟业。

苦难辉煌

文/金一南

第一章  地火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一）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晴，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

　　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糅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命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将其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