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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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者思维》

文/金一南

第三章 领导者的战略思维

　　在战略思维过程中，始终要面对威胁评估，始终要筹划力量的运用，始终要思考优劣转换。作为谋取优势、争夺主导的精神活动，战略思维较量表现的矛盾对抗贯穿于整个战略思维过程的始终。战略本身就是对机遇的寻找、把握和利用。机遇是一种无形的资源，把握机遇就要把握不确定性。大多数人讨厌不确定性，真正高超的领导艺术恰恰是利用不确定性。越是存在不确定性，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也就越大。

国家利益是战略思维的出发点

　　前面我们讲了战略问题、战略思想、战略文化与战略思维的关系，现在我们讲第四个关系：战略能力与战略思维的关系。战略能力是指国家或集团为实现预定的利益目标所能调动和使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这种战略能力是把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合在一起了。我们要特别注重物质力量，但绝不能轻视精神力量。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克菜因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时毫无建树，退休了，搞了一个克莱因方程使他享誉全球。克菜因方程式非常简单： Pp=（C+E+M）×（S+W），即国力=（资源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家战略+国家意志），公式并不复杂，道理十分深刻。后来我们有些部门也搞了一个公式，比克莱因方程更细，细到什么程度？把家庭收入、子女教育、人口构成全部列入了。搞了好几页纸，反过来丢掉了克莱因国力方程的精髓。硬实力乘以软实力等于国力。软实力是什么呢？是国力的倍增期或国力的衰减期或国力的终结期。如果国家意志等于零，那任何实数乘以零等于零。一个国家不是有资源、有经济力、有军事力量就有力量，有没有国家战略？有没有国家意志？如果没有，一切皆空。因为任何实数乘以零等于零。然后，如果国家战略加国家意志小于1，那就是国力的衰减期；结果大于1，就是国力的倍增期。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就从1949年到1950年来看，差异多大啊！1949年我们钢产量16万吨，4亿人口，平均每人4两，这么大的钢产量！1950年也是，1950年顶多提高到平均每人5两，并没有与1949年有多大差异。但是西方的感觉呢？1949年，称中国为“典型的东亚病夫”，1950年称“红色中国”，支援朝鲜的行动太可怕了。国家战略、国家意志有时候使你非常有限的硬实力得到极度的放大。这就是软实力。

　　如果没有这一点，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大清王朝资源力、经济力包括军事力都是不错的，常规军都有100多万，但国家战略、国家意志等于零，所以整个国力等于零。

　　克莱因方程的精髓在于，由于国家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由代表国家性质权力的领导者表现，领导者本身的历史经验、价值判断、个人感悟和性格特征等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思维的走向与质量。我们习惯于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是要注意一点，领导在关键时刻是中流砥柱，我们党的十八大后产生的巨大变化，不管是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所有的变化不就是领导班子变化了吗？说到底，就是一两个人的变化。

　　领导者本身的历史经验、价值判断、个人感悟和性格特征等等，极大地影响了国家战略、国家意志，决定国家的未来。

　　我们去年访美，在纽约与基辛格会谈，与美国的全国外交官救援会在美国海域会议中心会谈，美方上上下下一致认定中国变了。我说：“什么叫变了？你们在变，我们也在变啊。”他们说：“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变了，你们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感觉到中国这种变化使中国的今天与往日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我们的经济只是有限地增长，但我们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的力量跟过去比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它所揭示的就是国家的意志和国家的战略能力的作用。

　　国家利益、战略思维是我讲得最多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汉斯·摩根索^①说过：“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这就是国家利益的深刻性所在，国家利益是战略思维的出发点、战略归宿点。如果战略思维不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为归宿点，就不能称为有效的战略思维。有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知道这句话的人太多了，但是知道这句话是因中国而产生的人太少了。

　　①汉斯·摩根索（1904—1980），犹太人，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国际法学中“权力政治学派”缔造者。——编者注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反对党议员格莱斯顿^①发言：“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使我们永久蒙羞的战争。对面这位先生竟然谈起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那面国旗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它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开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

　　①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曾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宣布阿富汗为英国“保护国”，出兵强占埃及。——编者注

　　格莱斯顿的语言使其他议员深受震动。辩论持续了三天。鸦片被称为“白色金子”，是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非法鸦片贸易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贸易盈余，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产向印度出口的工业制品，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

　　格莱斯顿为了道义，坚决反对。但这么明显的利益摆在面前，他在道义上的坚决反对只能引起激烈的辩论。

　　曾说过“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当时却宣称此事涉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尊严，并且讲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

　　最后表决， 271票对262票，对华用兵军费案通过，鸦片战争开始。

　　英国人后来讲9票之差改变远东政治。如果没有这9票之差，鸦片战争打不起来，那大清王朝还能维持多少年？就因为这9票，大清王朝崩溃了，战争以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上台，“红色中国”出现。

　　反对党议员格莱斯顿，随着其走向执政地位，反对鸦片贸易的热情也变成了支持鸦片贸易的热情。 1860年爆发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格莱斯顿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坚决反对者，摇身一变，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狂热鼓吹者。这是利益的区别、国家的悲剧，所以说国家利益是战略思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叶利铁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巴卡京将美国大使罗伯特·S.施特劳斯请到安全委员会，把他们安装在美国大使馆的窃听器分布图并附带技术说明书一并交给施特劳斯大使。

　　施特劳斯大使接过资料，说了两句让后来的俄罗斯人万分伤心的话，普京当时虽然没有在现场，但是他牢牢地记住了这两句话。

　　第一句：“非常赞赏你们的做法。”

　　第二句：“我方不会这样做。”

　　就这两句话，意思是，我方不会把中央情报局安装在你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窃听器并附带技术说明书交给你们作为回报。先生们，你们干得非常好，对不起，我方没有回报，我们还得听你们要干什么，还得继续听。这话让俄罗斯人伤透了心。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毫无疑问，一门心思拥抱西方，全身心扑上去，给西方熊抱。直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发生，叶利钦气得要命，心想，我都做到这一步了，你还与我为敌。戈尔巴乔夫也非常生气。戈尔巴乔夫与西方签署过协议：北约东部以德国东部为界，绝不越过德国。他们亲自签署了协议，现在他们到哪里来了？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波兰，然后下一步是乌克兰、格鲁吉亚，深入到这些区域来了，你怎么如此不守信用？最后叶利钦瞄准西方，俄罗斯所有核武器瞄准西方。西方又非常恼火，说叶利钦是他们推出去的民主先生。这位民主先生在俄罗斯最后执政阶段拿核武器瞄准西方。双方看似都很不理解对方，但要是说到双方利益，也就都容易理解了，都是从利益出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