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力作”专栏

　　长期身处和平年代，极易使人在乐享生活、争名逐利、心浮气躁、得过且过的状态中慵懒倦怠，放松警惕，消弭斗志，忘却初心，淡漠使命，弱化担当。作为负责任的网络媒体，极有必要重复呐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勤勉自强、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的军中俊杰、爱国学者。其作品以说理透彻、恢宏大气、振聋发聩而著称，独具提神醒脑、救赎灵魂、正心正念之功效。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警示当代、鼓舞民志，更为启迪后世、昭告未来，经请示将军同意，本网编委会决定于2020年3月12日开启“一南力作”专栏。愿借将军力作，爆燃民族精神之火，积极践行“导引群心、朝向太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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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荣光》

文/金一南

第八章  洪流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维金斯基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还最早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罗米那兹提议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李德就是博古的“钟馗”

　　博古把李德棒上这么高的位子，给李德授以尚方宝剑，说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还戴上一连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军事家、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战士、老革命家等这样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亲自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李德，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当然，在中国革命史册之中，他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很光彩的，而是已经成为每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想找出他来算算账的人物。

　　李德只是个军事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开始并不是太上皇的地位。他在自记中专门写道，别人对我有误解，我没有这么大的权力，没有这么大的荣誉。博古也许还在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从这一点来说，李德看得还是很准的。

　　博古为什么有意识地容忍，不仅是容忍，实际上是制造了这种误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样，因为这样一来，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博古这样一位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在指导苏区的斗争中是毫无经验的，他担心苏区不服他的领导。而且进入苏区之前，很多人都给他做过分析，共产国际在苏区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苏区也都有地下代表，还说在苏区毛泽东同志是很难领导的，领导他是很困难的，很多这样的话。

　　对于年轻的中共中央临时负总责人博古来说，内心确实非常担心，他需要找一个钟馗来打鬼。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他一窍不通的军事的权威，李德实际上扮演了钟馗的角色。博古捧李德，实际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来达成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最后在某些方面，博古也对李德失去控制了，因为涉及军事指挥，博古确实也不懂，那只好由着李德来了。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这样的，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来，李德就变成太上皇了。他慢慢由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变成一个有决定权力的军事顾问。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习惯了这种角色。

　　这一点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与博古经过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放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一套老战法。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迅速后撒。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的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使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人中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苦守阵地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的指挥动作导致红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不了解土地战争，不了解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路，他学的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的老战法。

　　陈诚带领着湘兵，他不断琢磨红军的战略战术，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每次作战前都做好了充分准备，敌人变聪明了，歼灭敌人变得更困难了。而我方也在变，我方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军事理论来指导我们。敌人在变，我方也在变，只是敌人变得更强了，我方实际上变得更弱了。在保卫战、进攻战、短促突击等一系列的以正面对正面、以攻击对攻击这些带有李德印记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在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昌战斗。广昌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广昌战斗的失利，红军受到了最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几乎将红军的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进行战略转移。

　　广昌之战，从战斗任务的下达，到战斗失败的收场，整个过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在广昌之战中，李德拟定的电报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语言指挥前方的将士。

　　电报里讲，我支点之守卫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天敌人有生兵力。

　　这些复杂的语言，什么“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全部都是莫斯科伏龙芝学院的语言。还有跑步、利用死角避免在敌人火力之下不必要之死亡，而进行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攻击等一系列西化语言，使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脱离了毛泽东所指出来的道路。

　　不得不再次感叹：与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换了一个人，我们也换了一个人。敌人从以前的失败中变得更加聪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战更加有效了，而我军也换了一个人，却使整个反“围剿”都失效了。

　　广昌战斗持续18天，红军作战损失极大，伤亡了5500多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后广昌作战的失败，导致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

　　红军突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在广昌之战中已经决定了。而李德在广昌之战中起的很坏的作用，也是导致红军满盘皆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归于李德的话，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