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

文/金一南

附录三

平型关风云：战争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战争（四）

国防大学 金一南

　　三、平型关战斗到底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对立物，还是这一战略方针的补充？

　　《风云》全篇的核心就是：平型关战斗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针。《风云》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不仅是《风云》如此，若干文章在评述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时，多引用的就是这个观点。这是1937年9月21日平型关战斗前四天，毛泽东发给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电文中的一句话。

　　这些引用者们为什么要忘记毛泽东后来更为准确的表述？

　　1937年10月25日，平型关战斗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改变了最初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他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待到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已经对这一战略方针做出了更为系统科学的概括：“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紧接着他进一步强调指出：“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次要明确：毛泽东抗日战争战略方针是个人智慧的产物，还是集体智慧的产物；是事先就制定好了摆放在那里的，还是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的结果。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抗战一开始，他就以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指出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其极富个性的精辟分析基本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这确是他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之处。但这是不是说，他就可以不用吸收周围人们的智慧、观点，周围人只要与他稍有不一致就要成为正确路线的对立面、英明方针的反对者呢？他也可以不吸收实践中产生的经验，而能够将其理论指导运用于一切实践之中呢？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战略方针就只有从天上掉下来了。

　　毛泽东在平型关战斗发起前确实不太同意这场战斗。之所以说是“不太同意”，因为他毕竟还是同意了八路军总部的一系列部队调动，还是同意了林彪“一个旅的暂时集中”。他没有明确提出对这一战斗的阻止与反对。但他的建议毕竟是要求115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人恒山山脉南段活动”（1937年9月17日致朱、彭、任电），而不是去北段恒山山脉与五台山之间的平型关。是“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1937年9月25日致朱、彭、任、周电），而不是去积极主动寻求战机配合友军作战。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他提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并且特别指出“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9月25日战斗打响的当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

　　这里面的任何一句话，我们都可以用来否定平型关战斗。于是以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对待平型关战斗的态度为评价此战唯一依据的人们，总不去考虑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认识观点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及平型关战斗对这一系列变化起到的推动作用。

　　平型关战斗之后，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原来对八路军行动方针“集中打仗”与“做群众工作”这两个侧面的说法有不够精当的地方，容易造成似乎在强调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的误解。从1937年9月底到10月上中旬的系列电报中可清楚地看出来，他对这两个侧面结合的认识有了明显变化，对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作战这个侧面越来越加以强调。

　　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指出“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并提出115师“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

　　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并告周、朱、彭、任等八路军将领，指出：对游击战的部署与计划，“并不妨得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

　　到10月25日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这里游击战不再被强调为“唯一的”了。新的提法是“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这就是在平型关等一系列战斗前后，我军战略方针发生的不甚显著但却十分重要的变化。这一变化和发展，到毛泽东1938年5月撰写《论持久战》时为一鲜明段落。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在那篇文章中被更为全面、更为完善地表露出来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里面，“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毛泽东对原来方针的重要补充。全然不理会这一补充的人们，便只有将平型关战斗放到毛泽东战略方针的对立面了。

　　其实说来说去还是那个老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正确的理论是头脑的产物，还是实践的产物？我们学习了多少年的辩证法，但我们却那么习惯于把领袖人物的英明思想看得如此僵死。以静止的观点来看待领袖人物的思想，实际是将领袖人物生动的、活跃的思想人为地僵化了。表面看来这似乎很有利于表现他们的英明，实际却将他们置于了绝境。僵化的、凝固的东西还能生机勃勃地发展，还能雷霆万钧地前进吗？

　　《风云》是以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得出一些出人所料的结论为出发点的。这是现今引起震动的流行手法。可惜观点虽新方法却很老。“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段历史已经被作为抗日战争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来看待。不仅仅是平型关战斗，还有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基本说法都是违背了和对抗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党我军的历史在他们的眼光中依然是一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若干著名战将不过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绊脚石。这里面有我们多少年一直未真正弄清楚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以及当年轰轰烈烈讨论过的“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问题。影响如此久远，以至于我们今天在用最新的方法“揭秘”或“披露”的时候，落入的仍然是一二十年前的老套。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作者在林彪与板垣征四郎之间进行比较。他饶有兴趣地罗列出两人“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如个头、外貌、各自部队都含有的那个“五”字番号（15师和第5师团），直到两人皆心怀鬼胎，“都不约而同地想借内长城隘口平型关创一个惊世之举”“一心想震惊世界”，这许许多多“殊途同归”之处的时候，为什么竟然忘记了两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一个是侵略者，一个是反侵略者。这条“殊途”是永远也无法“同归”的。如果连这个本质区别都无助于我们理解那部纷繁复杂的历史，我们便只有身不由己地把“九一三”事件放到平型关战斗之前。讲到林彪在那场战斗中令人无法回避的作用，我们若认识不到他当时作为一个反侵略者，做出了被历史记录下来的重要贡献，便只有如作者那样，发现他是一个如板垣那样罄竹难书的野心家、阴谋家，在半个世纪前就不知疲倦地施展着自己的诡计和阴谋。

　　这样的“报告文学”，能报告出我们那部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历史吗？

　　《风云》在开篇处标题前的第一句话是“谨以此文献给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为此，他写出了这篇文章。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哪怕你把它形容成一块嶙峋峥嵘的巨石，它也不会似《风云》这样，变成一束今天献给你、明天献给我的花束。

（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