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上）

　　当侵略者步步紧逼时，中国展现的这种彷徨犹疑、三心二意、莫衷一是的状态，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侵略者，使他们轻看了这场战争，以为短时期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上看，侵略者的根据是充足的。蒋介石在“庐山讲话”后请胡适、陈布雷等吃饭，讲到作战决心时，也不过说“可支持六个月”。抗战伊始，中国军队果然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广州沦陷；武汉沦陷……

　　其实在南京沦陷之前，民国政府已经开始秘密商议能否停战的问题。

　　日本方面也发现速胜不易，担心陷入中国战场，1937 年10月1日由内阁总理、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共同商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变尽快结束。”

　　于是开始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

　　11月5日，蒋介石会见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华北建立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

　　蒋看后，表示难以接受。蒋介石与陶德曼会面之时，日军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战况开始急转直下。11月12日，上海沦陷。继续西进的日军直逼南京。

　　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开始后退了。

　　地理的后退，是决定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

　　心理的后退，则是准备默认日本的“和平条件”。

　　其实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就说过：“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分疆界。

　　12月2日，日军向南京城节节逼近，德国大使陶德曼在南京再次与蒋介石会面。蒋从上次对日本条件“难以授受”的立场后退，明确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本方面的七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可作为讨论的基础。

　　12月6日，汉口召开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的调停。

　　历史在这里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当时真按照“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停火，蒋委员长“抗日英雄”光环不知要蒙上多么厚重的尘埃，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寿命也不知要延续多久，整个东亚的战争蹂躏更不知要持续多久。

　　但侵略者此时已经利令智昏了——因为攻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随着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方面立即加码，在原有的7条之上再追加4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伪政权。新增条件既苛刻又直白，几乎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此时蒋介石也知道，不能再后退了。他对陶德曼说了一句“绝无接受的余地”。

　　铁心抗战开始。日本也就失去了从中国抽身的最佳机会。

　　但当时的心态是反过来的：很多国民政府政要认为，中国失去了回避战争的最后机会。

　　历史从来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军事上一败再败，政治上其他大国也袖手旁观，国民政府形同四面楚歌，高官、军人、政客开始纷纷倒戈。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成为抗战开始以来最撼动政局的事件。

　　汪精卫是坚决主张不能再打的。12月29日，出走的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宣称：抗战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谁也不知道汪精卫是用什么逻辑推导出这种荒谬的结论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位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撰写者，在汉奸道路上越走越远。“艳电”发表第二天，他竟然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轰炸，摧毁中国的战时首都。在汪精卫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的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

　　汪精卫集团降日，成为抗战开始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背叛和民族背叛。

　　抗日战争期间，民国政府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1937年12月，大汉奸王克敏出任设在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8年3月，大汉奸梁鸿志①出任设在南京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

　　①梁鸿志(1882-1946)，福建长乐人。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自幼诵读经史，为人狂傲，以东坡自许。抗战期间，梁鸿志投靠日本，沦为汉奸，出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破坏抗日战线，从事卖国活动。

　　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出任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1939年五六月间，汪精卫带着亲信赴日，与日方就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具体磋商。最初他还想保留一些面子。他实在不想戴上“汉奸”这顶沉重的大帽子。

　　但日本人根本不给他这个空间。

　　汪精卫等了10天。10天之后提出的条件极为苛刻。

　　汪精卫只得接受日本人苛刻的条件，唯要求日方同意自己的底线：“新政权” 沿国民党法统，打青天白日旗帜。

　　日本方面慢吞吞地做出答复：如沿用青天白日旗，必须在旗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标明“反共和平建国”。

　　连大汉奸周佛海都认为旗帜上这块三角黄片不能容忍，叫它“猪尾巴”。

　　1939年11月，日本“兴亚院”通过关于成立注伪政权的决议案，将汪精卫自我想象中的“自由执政”完全剥夺，将其彻底定位为日本政府的鹰犬。汪、日双方签订的这份《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连汪精卫都觉得条款实在苛刻，实在“不好看”，要求双方与会人员均在纸上签字，集体保证方案内容永不外泄。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金一南展馆

[编辑 熙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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