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部长。

　　杨靖宇沉默了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

　　对照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这些侵略者的精心与缜密，中国方面的粗疏随处可见。阎锡山对“老同学”的无条件热情，孙传芳对“老师”的有条件尊重，都给了侵略者着手活动的巨大空间。甚至一些为民族利益出过大力的卓越人物，也因一些大意与疏漏被日本侵略者加以利用。

　　典型事例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①。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国际法博士，1919 年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参加巴黎和会，以“中国不能放弃山东如同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这样慷慨激昂的表态打动各国代表，为维护中华民族权益做出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国际联盟^②李顿调查团^③，调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善后处置中，却被日本人钻了空子。当时冈村宁次出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中国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就是顾维钧。冈村与顾维钧过去在北京和上海就已相识，两人私交不错。得知这一情况，日本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④大将要冈村多与顾接触，摸清中方的谈判底线。冈村从顾维钧先为北洋政府、后为南京政府效力的经历分析判断，认为此人无一定政见和操守，且爱好洋货，以“两国交兵，不碍交友”作为其职业外交家的信条，经常光顾租界里的酒会、舞会、音乐会，不难突破。抓住这一特点，每逢顾维钧到场，冈村宁次总会与之“不期而遇”。觥筹交错之时，轻歌曼舞之际，冈村从顾那里着实弄到了不少蒋介石有关停战谈判的真实想法。

　　①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

　　②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1934年9月28日至1935年2月23日处于高峰时期，国联曾拥有58个成员国。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

　　③李顿调查团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1932年1月21日正式成立。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称李顿调查团。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

　　④白川义则（1869-1932），日本大正时代的陆军大将，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淋淋鲜血的战争罪犯。

　　中日双方正式商谈停战协议条件之时，日本方面心中已经完全有数，居于十分主动的地位了。

　　这一事例成为冈村宁次侵略中国生涯的得意之笔。

　　也成为反复遣责侵略者的最为痛心之笔。

　　一个国家和民族检讨自身灾难的最艰难之处，也就在这些地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1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

　　我们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的话表明，国民党内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主张抗战的力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阻力也是巨大的。1934年汪精卫宴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①。席间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他一面说着 ，一面老泪纵横，泪水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动容。但宴请蔡元培的汪精卫并不这样看。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又发表《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还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玉祥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①蔡元培（1868-1940），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

　　像汪精卫这样的所谓“精英”，当时犹豫动摇、三心二意的大有人在。

　　“庐山讲话”发表不到半个月，7月31日蒋介石夫妇邀请胡适^①、梅贻琦^②、张伯苓^③、陶希圣^④、陈布雷^⑤一起吃饭。蒋介石告知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 。张伯苓附和，胡适不表态。饭后胡适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⑥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

　　①胡适（1891-1962），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

　　②梅贻琦（1889-1962），梅曾臣长子。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

　　③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生于天津，是中国著名教育家、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④陶希圣（1899-1988），曾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

　　⑤陈布雷（1890-1948），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支持亲属奔赴抗日前线，设法掩护民主人士。

　　⑥高宗武（1905-1994），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卖国行径秘密奔走，并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

　　胡适推荐“能负责任”的高宗武，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其“见识”是什么呢？是毫不隐讳地认为：只要中日正式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要垮。胡适深为这样的观点所动。

　　高宗武后来与汪精卫一起投降了日本，任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外交部部长。

　　高宗武与胡适等人，当时都属于一个叫“低调俱乐部”的小团体。那是一伙对抗战前景持悲观情绪、认为“战必败”的统治层“精英” ，既有胡适、张君助、梅思平、陶希圣这样一批文人学者，也有陈布雷陈立夫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等军政人物，经常聚集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的花园洋房或高宗武的寓所内议论为政，反对抗战。胡适为这个小团体起名为“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于唱抗战高调的政府内主战派和民众的抗战激情，胡适称为“歇斯底里的风气”。周佛海更加直白地说出了“低调俱乐部”的来由：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的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命名为“低调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一部分目的，也是对着“蒋先生自己的高调”而去。说是“主张和平的小集团”，实则是一个充斥失败主义的小集团。周佛海自己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和言论引发国民党内一些人不满，立法院院长孙科^①就说：把他们抓起来！

　　①孙科（1891-1973），字连生，号哲生。孙中山长子。

　　马上有人出来劝阻：“孙先生，不能这样做，像世界有名的胡适，抓起来是不好的。”

　　汪精卫没有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幕后灵魂。他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1938年12月，“老实承认吃亏”的汪精卫降日，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垂死前看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日本太阳旗，不知他是否还能记起被历史印证的蔡元培把眼泪掉在汤盆里那番肺腑之言？

（未完待续）

　　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模范教师，全军英模代表大会代表。全军首届“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获奖者，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赴美国国防大学和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并代表国防大学赴美军院校讲学。兼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兼职教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主持人，《中国军事科学》特邀编委。2008年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军营新闻人物”，2009年被评为“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金一南展馆

[编辑 熙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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