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后燕北燕史

前燕后燕北燕与东亚及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前燕后燕北燕与西域的文化交流

文图/周亚利（辽宁朝阳）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当时指甘肃阳关、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后来，“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之南北的广大地区；“广义”是指除狭义以外的、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

　　据史籍记载，汉代时，“西域”曾先后存在有四十多个国家，其中位于今新疆地区的有乌孙、龟兹、焉耆、于阗、楼兰、小宛、疏勒、莎车、卑陆、且弥、车师等三十六国，还有位于中亚及阿富汗、印度等国境内的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吉宾、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国家。四世纪时，西域形成了鄯善、车师等几个大国并起的局面。五至六世纪，高昌国相继打败西域各国，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

　　138年，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开通了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就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著名的贸易交通线——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等物品除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有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此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还有一条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由西域向东，从河西走廊以北，横穿蒙古草原，到达北魏都城平城，再向东可到营州、辽东及朝鲜半岛，渡海至日本。这条路线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利地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它将中国的养蚕、冶铁、造纸、凿井等技术带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将那里的葡萄、核桃、石榴、黄瓜、香料等食品传到中国，丰富了东亚人的日常饮食。

　　过着游牧生活的鲜卑族，自古以来就骑着快马，纵横驰骋在横贯欧亚大陆的中国北部广阔的大草原之上，与周边的乃至更远的欧亚地区其他民族进行交流，互通有无。汉武帝时期，经过河西之战，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然后张骞通西域，中原文化开始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联络和沟通。同时，汉朝又联合乌桓、鲜卑等族群，“断匈奴左臂”，占据了以柳城为中心的匈奴人的家园。此后，鲜卑人数大增，势力强大，开始崛起于中国北方。慕容氏前燕、后燕及冯氏北燕，以龙城为都城或陪都，前后达八十余年。繁华的龙城遂成为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中原文化和东北亚文化汇聚之地，是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和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汇的重镇。这种情势，从前燕至唐和辽代，历数百年而未改。

　　以鲜卑骑马文化为显著特征的三燕文化，究竟是如何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诸国文化进行交流的，史籍上未有明确记载，但通过考古学资料却可窥见其端倪。

　　首先是三燕墓中出土的金质步摇饰品。金质步摇是三燕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服饰。据学者研究^①，其来源是西亚和西域。构成步摇的基础饰件是树叶形和圆形的步摇叶片，即摇叶。叶形的金摇叶最早发现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方，乌尔王朝的皇家墓园。这是王陵中一位侍女的额饰，用琉璃、红玉髓珠串缀着压出叶脉纹的金摇叶而制成的饰圈，压在顶发之上，摇叶悬缀在饰圈的周围。墓葬的时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出土时间为本世纪二十年代。此后又在公元一世纪的席巴尔甘大月氏墓中出土了另一种金冠，冠上缀挂的摇叶则是圆形，密密匝匝。。

　　①徐秉琨：《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三燕文化遗迹中出土了众多的金质步摇饰物，从考古角度证明，这就是文献记载的慕容鲜卑贵族普遍使用的步摇冠。这种情况表明，慕容鲜卑的步摇冠是在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又受到了西域文化的间接影响。金质步摇饰物经过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龙城，向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成为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时期贵族中具有明显的共同特色的贵重服饰品。

　　其次是马具。考古资料证明，我国最早的完善的金属马具，出现在辽西三燕墓葬中，是由慕容鲜卑人最先完善的。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的马镫也是由慕容鲜卑人发明的，其影响极其深远。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末，中国南北各地和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都开始使用慕容鲜卑人发明的马镫。五世纪以后，金属马镫迅速传遍欧亚大陆。据学者考证，马镫的西传，是由与鲜卑同源的柔然人从中国的北方，跨越蒙古草原，向西传到土耳其及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这条传播路线，大体上就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马镫传入欧洲以后，在欧洲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催化影响，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它让欧洲人踩着中国人创制的马镫进入了骑士时代，帮助欧洲建立了封建制度。

　　最后是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1965年9月，冯素弗墓发现了五件玻璃器，有鸭形注、碗、杯、钵及残器座。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四件完整的玻璃器皿的“工艺相似，都是无模吹制成型，采用了铁棒技术，口沿内卷成环状，这些工艺都是罗马时期常用的玻璃工艺”，它们都属于钠钙玻璃。“总之，这五件玻璃器皿可归入罗马玻璃器，它们的具体产地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

　　①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罗马玻璃一般是指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领域中的玻璃产品。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希腊世界的两个玻璃中心——腓尼基、叙利亚海岸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地区，先后落到罗马手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玻璃生产发生了一场大革命，发明了吹制法，使先前一直罕见昂贵的玻璃器变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常见物品。罗马玻璃繁荣发展之际，我国正处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通过中西方文化交流，比较典型的罗马玻璃被带到我国，发现于这个时期的遗迹中。冯素弗墓出土的五件罗马玻璃器，就是两晋时期三燕王朝与西亚和欧洲进行文化交流的明证。但是，这些玻璃器是通过哪条丝绸之路传播到北燕龙城的，已无从考知。考古资料证明，西域地区生产的玻璃器等，又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龙城，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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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亚利，1956年5月出生，研究馆员，政协朝阳市第八届委员，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1977年2月至1980年1月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80年3月至2011年5月在朝阳博物馆先后从事考古、陈列、群教工作，曾任考古队员、陈列部主任、群工部主任。1986年6月至8月赴日本北海道随展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4月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当代文博专家”荣誉称号。2017年7月30日当选为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周亚利主编或执行主编的著作有：《前燕后燕北燕史》（被评为2012年朝阳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慕容鲜卑饮食文化》《辽金朝阳佛教文物》（上册）。此外，她还参与编写了《朝阳佛教史》（被评为朝阳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龙城宝笈·朝阳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精品》《朝阳佛舍利》《佛教圣地凤凰山》《前燕史话》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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