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后燕北燕史
前燕后燕北燕与东亚及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前燕后燕北燕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文图/周亚利(辽宁朝阳)
日本由列岛组成,与中国、朝鲜隔海相邻。日本经历了新石器时代①、弥生时代②,从三世纪末开始,进入古坟时代③。
①因伴有绳纹陶器而又称绳纹时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300年。
②弥生时代,日本古代使用弥生式陶器的时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1884年这种陶器首次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故名。
③古坟时代以大量营造几乎遍及日本全土的古坟为特征,其年代前期相当于四世纪,中期相当于五至六世纪,晚期进入七世纪。
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弥生时代的文化是在绳纹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海上交通,与大陆中国和朝鲜半岛进行交往而产生的。最早用文字记载日本的是中国的《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古代日本及其地理位置:“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倭人”的名称,国则称“倭国”。东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东汉光武帝曾赐给倭“奴”国使臣“汉倭奴国王”金印。魏景初二年(238年),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授予金印、紫绶等物。
在古坟时代,日本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经常来往,从中国大陆或直接、间接地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句丽诸国得到各种匠人,学得各种技艺,传入中国文字、经书、礼乐、佛教经传,从而加速了日本社会进化的过程。比如,四世纪初以来,高句丽曾向倭赠送物品,新罗与倭有通婚关系。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高句丽广开土王侵伐百济、新罗,倭也于此时多次侵新罗。倭又侵燕带方郡,燕王高云与高句丽修好,协力退倭。十六国时期,倭王讚遣使于晋。晋灭后,倭多次遣使于南朝宋,宋封倭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鲜卑与日本的关系由来已久。《后汉书》与《三国志》注引王沈《魏书》都记载,早在东汉桓帝时期,鲜卑首领檀石槐东击倭人国,徙千余家置乌侯①秦水②上,令捕鱼以助粮食。“倭人”,或作“汗人”、“汙人”。王沈卒于晋泰始二年(266年),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曹魏时期,说明魏时辽西乌侯秦水尚有倭人居住。檀石槐分鲜卑为中、东、西三部,慕容部居中部,乌侯秦水恰在其分域之内。
①“侯”一作“集”。
②“乌侯秦”即“吐护真”河的异译,简称土河,即今老哈河。
又,北魏时郦道元作《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载:“辽水右会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经昌黎县故城西,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东流经倭城北,盖倭也人从之。”末六字不可解,明人朱(土韦)谓有(言为)脱。王国维认为,“也”字当为“地”字,从(從)字当为“徙”字,皆传抄中致误,六字当为“盖倭地人徙之”。①句遂可通,十分精辟。白狼水即今大凌河。此居住倭人之倭城,据《水经注》的记载推测,其地当在燕都龙城西境,即今朝阳市西约五十多公里的喀左县北公营子一带。此倭城所居的倭人,是否为檀石槐东击倭人国时所徙千余家的后裔,还是慕容鲜卑征掠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掳掠来的,虽然已不可知,但足以说明,无论是檀石槐时期,还是慕容廆或慕容皝时期,鲜卑人都与日本有过接触或来往。
① 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日本古坟时代的墓葬非常之多,从中既可看到古坟时代日本经济、文化、政治面貌的一斑,还可了解日本与大陆中国及慕容鲜卑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影响关系。如:比较著名的和歌山县大谷古坟,随葬品中出现马甲和镳、鞍、镫等马具。位于奈良县橿原市的新泽千冢,可能是古坟时代当地统治集团首领们的墓地,以古坟又多又密而名“千冢”。其建造时间大约在古坟时代中期。墓中随葬品有刀、镜、陶器和武器、甲胄、马具、金步摇叶片等。位于奈良县生驹郡斑鸠町的藤之木古坟,墓内主要出土遗物有两组鎏金铜马具和鎏金铁马具,保存良好,制作精美。概况起来,日本古坟时代马具,可分为三期。
一期:又分为北九州和畿内地区两个组。A组:有北九州地区福冈县老司古坟3号石室和池之上6号坟出土的马具。时代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前叶。其特点是:马具种类少,仅有实用的鞍桥、铁衔、镳、带扣等;衔由两节组成,拧绳状,有环相联,衔端环内穿U形镳。B组:畿内地区,有滋贺县新开1号坟、大阪府七观古坟、誉田丸山古坟等。时间约从五世纪初前后至五世纪中叶以前。此组发现了木芯包铁皮马镫和透雕龙纹鞍具,少量穿管缀叶泡饰、三环铃、马铎、节约等。衔由两节铁棍组成,衔端穿带孔椭圆形铜板式镳,还有透雕龙纹或双叶纹S形镳辔。
二期:分布地域比较广泛,墓葬资料亦较丰富。如:冈山县筑山古坟、京都府谷冢古坟、大阪府长持山古坟、新泽千冢、山梨县茶冢古坟、东京都龟冢古坟等。时间自五世纪中叶至五世纪末。到五世纪中叶,马具中增加了新的因素——剑菱形杏叶,它与S形镳辔组合,成为五世纪马具的主流。仍存在铜或铁制椭圆形板式镳。五世纪中流行的木芯铁皮马镫,形态上已有所改进,后来便出现了铁制轮镫。
三期:分布范围广,资料多,如奈良县三里古坟、东大寺山6号坟等。奈良藤之木古坟出土的马具,尤其引人注目。①本期特点有:剑菱形杏叶与S形、椭圆形镳辔仍然盛行;出现的新因素是棘叶形和钟形杏叶;木芯包铁皮镫和铁镫同时并存;工艺水平较前大大提高,许多器物如鞍桥、杏叶等,采用镂空、錾刻、剔雕等工艺装饰龙、凤、狮、象及龟甲纹、忍冬花纹等图案,华丽精致,如藤之木古坟鞍桥前后轮。此期约当六世纪。五世纪马具的主要特征到六世纪前半便已大部分消失,逐渐演变为六世纪中叶以后广泛流行的新形式的马具。
①日本奈良县立梧原考古学研究所《斑鸠藤力木古坟概报》,吉川弘文馆,平成元年。
从上述马具分期看,日本古坟时期出土数以千计的马具,其形制演变的脉络清晰可寻。分入一期A组的北九州地区马具,包括鞍桥、拧绳状衔及镳等,虽然朝鲜半岛也存在,还应从辽西鲜卑那里追溯谱系,其他如马镫、椭圆形镳以及剑菱形杏叶等,都是如此。如大阪誉田丸山古坟的龙纹鎏金铜鞍板饰,与朝阳、北票鲜卑墓出土的同类物几乎完全一样,很可能产于辽西,而后传入日本。新泽千冢126号古坟出土的总数达三百八十二个的金步摇叶片,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庆州之金冠冢、金铃冢、天马冢、梁山夫妇冢、公州之武宁王陵出土物有显著的共同点;而出土于墓主人头顶部的镂孔方形步摇冠金饰片,与北票房身2号墓出土的透雕方形金饰形制相同;出土的青铜熨斗与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的青铜熨斗相似。在九州北部的福冈市老司古坟和福冈县甘木市池之上6号坟出土的镳和衔,时代为四世纪后半叶。在滋贺县新开1号坟,也出土有类似冯素弗墓那样形制的马镫和类似安阳孝民屯晋墓、朝阳袁台子晋墓那样的圆板式镳。上述马具资料表明,日本马具发轫于大和国家侵略朝鲜半岛之后的四世纪末叶,五世纪中叶以前,日本的马具都是输入品,自五世纪后半叶起,日本开始自己制作马具。①
①《新泽千冢的遗宝及其源流》,第58页图101。
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铜马镫
集安七星山96号墓出土马镫
庆州皇南大冢南坟出土马镫
山梨甲斐茶冢出土马镫
在骑马文化所包涵的众多文化遗物中,除了大量的马具、兵器之外,在服饰方面的一种引人注目的饰品,就是金质的步摇叶片。步摇和摇叶自西域传入中国后,在慕容鲜卑贵族中最盛行,并成为其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步摇饰品经过鲜卑慕容部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成为鲜卑、朝鲜三国和日本古坟期贵族中一种明显的共同特色的贵重服饰品。
由于鲜卑文化的强大有力,有关步摇和摇叶的装饰很快便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传播开来。但是,朝鲜半岛和日本步摇的兴盛,主要始于五世纪中叶,也就是冯氏北燕灭亡之后。首先是在朝鲜的三国。高句丽时期的武士冠上出现了摇叶。在韩国的梁山金鸟冢、银铃冢的耳饰上,皇南大冢的冠的垂饰上,都有工致的叶形摇叶缀饰。庆州天马冢出土的金冠,釜山福泉洞古坟出土的鎏金铜冠,传高灵出土的金冠,在其高高的枝干上都缀有不同数量的圆形摇叶。枝干由斜上形状演变为方折的“出”字形或别的一些形状。在皇南大冢、天马冢的翼形冠上,还都饰有山形珰,并附有密密的摇叶。而在日本,在茨城县三昧冢,群马县金冠冢,奈良县藤之木古坟都出土了装饰复杂的带有摇叶的步摇冠,上有马形、鸟形等小饰,在奈良县新泽千冢126号古坟中,更出土了除中国外,仅见的一枚方形龙纹步摇金珰。此外,在服饰、鞋履、马具上也都在用步摇叶片加以装饰。在辽西龙城一带渐渐荒寞无闻,繁荣一时的慕容鲜卑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之后,步摇饰品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的发展,使用的时间又持续了一二百年之久,成为当时东亚骑马文化共有的一个特色。
总之,以马具出现年代来看,以慕容鲜卑为最早,高句丽次之,朝鲜半岛南部诸国再次,日本最晚。虽然慕容鲜卑和高句丽开始使用马具的年代最早,但慕容鲜卑马具的种类和完备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高句丽马具,在四世纪的东亚地区居于领先地位,其他东亚诸国的马具皆与慕容鲜卑马具有着亲缘关系,是在慕容鲜卑马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东亚地区马具的交流中,高句丽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与慕容鲜卑的前燕、后燕争夺辽东的斗争中,吸收了对方马具的特点,并加以改进,从而创造出自己的马具,在它南下征伐的过程中,又给予了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以强烈的影响。新罗、百济、伽耶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吸收了高句丽马具的特点,又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了某些改良,从而制造出各具特色的马具。在他们与倭国的频繁交往中,又将马具传到倭国。马具等文物所反映的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均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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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利,1956年5月出生,研究馆员,政协朝阳市第八届委员,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1977年2月至1980年1月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80年3月至2011年5月在朝阳博物馆先后从事考古、陈列、群教工作,曾任考古队员、陈列部主任、群工部主任。1986年6月至8月赴日本北海道随展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4月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当代文博专家”荣誉称号。2017年7月30日当选为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周亚利主编或执行主编的著作有:《前燕后燕北燕史》(被评为2012年朝阳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慕容鲜卑饮食文化》《辽金朝阳佛教文物》(上册)。此外,她还参与编写了《朝阳佛教史》(被评为朝阳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龙城宝笈·朝阳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精品》《朝阳佛舍利》《佛教圣地凤凰山》《前燕史话》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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