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后燕北燕史

前燕后燕北燕与东亚及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前燕后燕北燕与高句丽、新罗、百济的文化交流

文图/周亚利（辽宁朝阳）

　　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自远古以来就有着频繁密切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入晋以后，以鲜卑慕容氏为主的前后几个燕国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诸国的往来与交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迟从秦汉时期即已开始。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与日本古坟时代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新罗、百济诸国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的。慕容鲜卑骑马文化，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以后，骑马文化中的精华如马具、步摇等，在当地又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并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以骑马文化为显著特征的慕容鲜卑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诸国进行文化交流。位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的龙城，不仅是前燕、后燕、北燕的都城，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镇，在包括鲜卑骑马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从北路东传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

前燕后燕北燕与高句丽、新罗、百济的文化交流

　　朝鲜半岛上韩民族的先民包括三韩^①人、扶余族人。朝鲜半岛先后经过了传说中的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辰国，到汉晋时期，半岛北部属汉置四郡，南部则是马韩、辰韩和弁韩组成的三韩联盟。四世纪以后，朝鲜半岛进入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史称“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百济和新罗臣服于它，是这一时期半岛的霸主。百济是由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部落发展起来的。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属辰韩之地，七世纪唐朝灭百济和高句丽两国之后，成为半岛上最大的王国。此外，新罗南面还有伽耶诸国，六世纪被新罗吞并。

　　①马韩、辰韩和弁韩。

　　一、前燕后燕北燕与高句丽的文化交流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境内的古老民族之一，西汉时期就已见于文献记载。公元前37年，建立了高句丽王朝。其都城先在纥升骨城^①，公元3年迁都丸都（尉那岩城），427年，再迁至今朝鲜平壤。668年，高句丽被唐王朝灭亡，国祚达七百余年。其发展盛期，以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为基地，向外扩张，西北曾至辽河，东北至牡丹江，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成为古代东北亚诸国中的强国之一。

　　①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

　　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中原和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关系很早就发生了。到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原北方处于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进入高句丽的中原人口愈加多起来，高句丽与中原的联系便更为广泛。当此之时，慕容氏崛起于辽西，而高句丽则伸张势力于辽左，两个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同处东北一隅，国境相接，文化往来远较中原其他政权频繁而密切。三燕与高句丽之间的联系，从三世纪末的慕容廆和烽上王时开始，到北燕灭亡和广开土王时结束，双方既攻伐侵扰，又和平相处，而慕容氏常为胜方。

　　前燕、后燕、北燕与高句丽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下：319年，高句丽曾与宇文氏、段氏合围慕容部。336年，鲜卑慕容仁部佟寿、高充奔高句丽。339年，慕容皝击高句丽，高句丽王钊乞盟而还。次年，钊遣世子朝于慕容皝。342年冬，慕容皝攻入并毁高句丽丸都城，掠男女五万余口而归。此年，高句丽王钊遣使称臣于慕容皝，这种臣属关系一直延续至后燕。344年，慕容皝的记室参军封裕说，高句丽、百济连同宇文、段氏鲜卑之人徙居在慕容氏前燕都城龙城的已近十万户。355年，高句丽王钊遣使向慕容儁贡方物，慕容儁以钊为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385年，高句丽乘后燕立国未稳，攻陷辽东、玄菟二郡。十一月，后燕慕容农伐高句丽，收复二郡。此前，中原流民多入高句丽，慕容农任庞渊为辽东太守招抚之。400年，后燕慕容盛率众三万伐高句丽，克新城、南苏，徙其五千户于辽西。405年，高句丽侵燕，略得辽东郡。慕容熙伐之，不克。407年，高句丽之支庶、慕容宝养子高云继慕容熙之后为燕国天王。次年，后燕与高句丽修好。416年，北燕天王冯跋弟冯丕自高句丽返回。436年，北魏攻北燕，北燕天王冯弘求助于高句丽，高句丽兵数万援之。冯弘率龙城万户东迁，高句丽王将其安置于平郭，二年后杀之于北丰。

　　由上可知前燕、后燕、北燕与高句丽之间政治、军事关系的概况，而这种关系又直接导致两者在文化方面的密切交流。慕容鲜卑人在广泛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之后，创造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浓郁地方风格的慕容鲜卑文化。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均证明，在与高句丽的长期交往中，强大昌盛的慕容鲜卑文化曾经给予高句丽文化以强烈影响。汉魏以后，即使是中原地区，与高句丽及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也是通过龙城诸燕政权来进行的。

　　由于马具是北方游牧民族骑马作战最重要的装具，所以马具在这些民族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墓葬随葬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文物之一。因此，慕容鲜卑文化对高句丽和朝鲜半岛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马具方面。出土慕容鲜卑马具的地点以燕都龙城即今辽宁朝阳为中心，而高句丽马具主要发现在其都城丸都周围的墓葬中。根据马具的组合、形态变化等因素，对分别出土于朝阳和集安两地的三燕和高句丽马具作分期比较，就能了解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国内许多学者已经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皆可参考。^①

　　①徐秉琨：《鲜卑·三国·古坟—中国朝鲜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王巍：《从出土马具看三至六世纪东亚诸国的交流》，《考古》1997年第12期；苏哲：《日本藤之木古坟出土马具纹饰初探》，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董高：《公元3至6世纪慕容鲜卑高句丽朝鲜日本马具之比较研究》，《文物》1995年第10期。

　　三燕马具可分为三期。一期以北票房身墓地M8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马具组合较齐全，鞍、镫、衔、辔俱有，并附当卢、穿管缀叶泡饰、圭首形饰等马饰；在质料和制作工艺上多用薄铜片锤制而成，素面无雕饰，部分鎏金，显示出较原始、朴拙的特点。本期时代大体从三世纪中叶以后至四世纪中叶以前，即慕容廆迁至棘城到慕容皝于342年迁都龙城之前。二期以朝阳县袁台子壁画墓、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为代表。马具组合上与一期相比，变化很小，出现的新因素是不同式样的泡式铜铃和中原式铜铃，而穿缀于当卢和鞘带上的穿管缀叶泡饰（或称为原始銮铃）却显著减少；鞍桥多包钉鎏金铜片，镂刻花纹；马镫仍较原始，有双镫，也有单镫，有木芯包铜片的，也有包皮革、涂漆的，还出现了铜板镫，丰富了我国早期马镫的实物资料；马具做工考究，在鞍桥包片、镳、带卡、銮铃及各种垂饰上采用镂空、錾刻、模铸等多种工艺技术，精雕细刻龙、风、鹿、龟背、忍冬、柿蒂等装饰图案，构图严谨，工艺精湛，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此期时间约自四世纪中叶至四世纪末，即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的前燕、后燕时期。三期只有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其特点是马具以崇尚实用、供披具装铠的战马使用为主，除鞍桥、马镫、衔辔、带具等必用器具外，鞘带装饰物大大减少，反映了马具发展的总体趋势；马镫仍在木芯外包钉鎏金铜片，但形制上有所改进，镫柄明显变短，圆三角形镫环的踏脚处已下凹。此期当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以前，即北燕前后。

　　集安高句丽马具可分为四期。一期以集安万宝汀242号墓为代表。其特点是各墓均无成套马具出土，马具种类较少，综合起来有鞍桥、衔、镳、带卡及桃形饰件、铜铃等；铜质马具多素面无雕饰，少数鎏金、镂空或錾刻简单的花纹；鞍桥仅在边缘包钉窄条铜片；铁衔由棍状两节组成，衔端环穿镂空的S形镳。此期时间约从三世纪末到四世纪中叶前后。二期有集安七星山96号墓和万宝汀78号墓等。其特点是马具比较齐备，除鞍、衔、带卡外，新出现了木芯外包鎏金铜片马镫；鞘带饰件比一期丰富；鞍桥包钉铜片，并在“海”部钉以素面或镂刻卷云纹铜板。二期时间从四世纪中叶前后至四世纪末。三期以集安麻线沟1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为代表。其特点，铜马具多数鎏金，少数镂空或錾刻卷草花纹；马镫木芯包铁皮，柄较短；穿管缀叶铜泡饰数量已减少，形制略有变化；出土较多的铁甲片和壁画上的甲骑具装图像，反映出具装铠已在军队中较普遍地使用，铁制马具较前有所增加，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期大体从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即好太王时期到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四期马具虽然在集安、桓仁等地均有发现，但缺乏见诸报道的成组马具资料。此期马具多用铁锻制，注重实用，起装饰作用的饰件少见；马镫变化显著，逐渐接近于固定形式的短柄圆环式马镫。此期时间自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末叶，大体相当于南北朝时期。

　　关于鲜卑马具的起源，《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早在东汉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的鲜卑族“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三国志·鲜卑传》又载，鲜卑首领“柯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数归之，教做兵器铠盾，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说明鲜卑族于东汉时，在中原汉族先进文化技术的强烈影响下，已经能够制作比较完善的马具。辽西地区发现的慕容鲜卑马具，依《晋书·慕容廆载记》的记载，基本都是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迁于徒河之青山”和“元康四年（294年）移居大棘城”之后的。在大量接纳中原流亡士庶和吸收先进的金属冶炼、加工制作技术之后，亦即从第一期马具开始，鲜卑马具就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原来占较大比例的皮革马具逐渐被金属马具所代替。高句丽民族，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等史籍记载，是一个“便鞍马，善猎射”的民族，但马具的制作直到两晋之际，特别是自纥升骨城迁都丸都之后，在与慕容鲜卑前燕的频繁战争中，吸收了汉和慕容鲜卑族的先进文化和马具制作技术，才促进了马具的发展与完善，出现了能保存下来的金属马具。从上面的马具分期中可以看出，慕容鲜卑与高句丽两个民族在马具上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因素，但高句丽使用完备的马具的时间略晚于鲜卑，诸如马镫、鞍桥、穿孔缀叶泡饰、椭圆形镳等，应是受到慕容鲜卑强烈影响的产物，表明高句丽马具对鲜卑马具的承袭关系。而双节棍式铁衔与S形镳，在鲜卑马具里不见，是高句丽马具的特点，可能是受到匈奴等中国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影响的产物。

　　三燕与高句丽的文化交流，还表现在佛教的传播上。如前所述，慕容鲜卑早在三世纪中期至四世纪初，即慕容廆时期或更早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信仰佛教，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慕容皝于345年在燕都龙城东面的龙山建造了龙翔佛寺。由于地理上相邻，前燕的佛教最先传播到高句丽，使他们开始接触并信仰佛教。

　　在高句丽统治的朝鲜半岛北部，即今朝鲜安岳发现的佟寿墓，是目前所见三燕佛教对高句丽最初的佛教信仰产生影响的最早例证。佟寿墓墓室藻井上绘有彩色莲座、莲花、舒叶等边饰花纹。著名考古专家宿白先生认为，这些纹饰“都是我国六朝以来佛教艺术的装饰课题” ^①。墓主人佟寿，本是辽东平郭人，曾在前燕慕容皝时任司马，后因内讧，于晋咸康二年（336年）逃往高句丽，死于晋永和十八年（357年）。从墓室藻井装饰彩绘莲花等佛教装饰图案推测，佟寿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佟寿墓是有明确记年的前燕时期墓葬，所反映的是前燕时期的文化习俗，它必然对包括佛教信仰和埋葬习俗等方面在内的高句丽文化产生影响。

　　①宿白：《朝鲜安岳所发现的佟寿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在朝鲜北部发现的比佟寿墓略晚些的是幽州刺史慕容镇墓。该墓墓室壁画上彩绘佛事供养图，墓志记载墓主人是“释迦文佛弟子慕容氏镇”，死于408年。^①慕容镇先在后燕做官，后来投奔高句丽。佟寿和慕容镇二人的墓葬，是学术界公认的迄今朝鲜北部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带有佛教装饰图案的高句丽墓葬。《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记载的高句丽广开土王二年（393年），即佟寿死后三十六年，慕容镇在世之时，才开始在朝鲜半岛创建佛寺。它们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必然联系，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三燕佛教文化与高句丽及古代朝鲜的佛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转引自孙进己等编《东北古史资料丛编》第二卷《幽州刺史慕容镇墓》，辽沈书社，1989年。

　　从文献记载上看，前燕建龙翔佛寺之后，高句丽王室才开始崇信佛教，创建佛寺。《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前秦苻坚于建元八年（372年）夏六月，遣使者及僧人顺道送佛像及经文至高句丽，高句丽小兽林王遣使答谢，以贡方物。374年，前秦僧人阿道又来到高句丽。翌年，高句丽“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时，高句丽都于丸都城。从此以后，佛教在高句丽和朝鲜半岛广泛流行。慕容鲜卑人创建的龙翔佛寺和高句丽人建立的肖门寺、伊弗兰寺，都是文献所记东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但龙翔佛寺比后者早三十年。到了384年，胡僧自东晋入百济，佛教传入百济又晚于高句丽十余年。僧人顺道、阿道两次送经文、佛像至高句丽时，正值前秦据有辽西之时，他们当是从前秦都城长安出发，经由龙城，再到达丸都城的。因此说，在前秦统治者苻坚向高句丽传播佛教的过程中，龙城仍然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二、前燕后燕北燕与新罗、百济的文化交流

　　新罗居民来自中原、高句丽、百济、倭国及诸伽耶和北方的靺鞨，民族结构复杂。新罗建国后，长期与中原政权保持联系，四世纪时，曾遣使者贡方物，同时遣王子、王族入质于高句丽、百济、倭国。百济建国后即与汉政权通好，后来受到魏、晋、北朝及南朝各代中原王朝的册封，与中原政权的联系亦非常密切。新罗和百济都努力学习和引进汉文化，同时又在中原文化向日本传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前燕、后燕、北燕与新罗、百济两国的联系，仅《晋书》有一条记载：东晋永和元年（345年），记室参军封裕向慕容皝上书说：“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①大意是，慕容皝灭亡高句丽之后，将高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共约十万户迁徙到前燕都城龙城居住，他们都是强兵掳掠而来的，咸有思归之心，因此，封裕建议把他们迁徙到西境各城，以免给国家带来后患。当时，慕容皝胸怀进军中原大志，才与东邻高句丽发生战争，欲将其征服，以解除后患之忧。而百济与前燕之间隔有高句丽，似乎并未发生直接联系，因此，受“兵势所徙”而迁至龙城的百济人，或许是居于高句丽国内者，或越过高句丽，直接从百济掳掠而来，难以推知。总之，纵观当时的历史，前燕、后燕、北燕与新罗、百济之间似无直接的文化交流，其对新罗、百济的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高句丽这个途径进行的。

　　①《晋书》卷一百九《慕容皝载记》。

　　新罗和百济三国时代马具，资料比较丰富，有庆州天马冢、饰履冢、金铃冢、银铃冢、金冠冢、梁山金鸟冢、夫妇冢、庆州皇南里109号墓和皇吾里14号墓等。^①其时间自四世纪中叶至六世纪。其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①参见《朝鲜考古学概要》，黑龙江文物出版编辑室译；《梁山金鸟冢·夫妇冢》，东亚大学校博物馆1991年；《庆州皇南里第百九号坟皇吾里第十四号坟调查报告》，昭和九年度古迹调查报告第一册；以及其他有关图书资料。

　　大部分马具成套出土，鞍、镫、衔、镳俱全，并配有马具饰件。鞍桥包边用鎏金铜片或铁片，有的精雕细刻龙、凤、忍冬等纹饰。马镫有木芯外包铜皮或铁皮的，也有铸铁镫。马衔有拧绳状和棍状两种，镳作圆板式或环式，也有S状。马饰有不同式样的缀管叶铜泡饰及长条形、鱼尾形饰件。还有圆形和钟形铎铃。综观这些马具，早晚差别十分明显，大体以五世纪中叶前后为界，早期马具多为铜质，流行包铜皮马鞍、木芯马镫、缀管叶泡饰等，晚期多为铁马具，如形态较前进步的铁镫，此外还出现了鱼尾形饰件。

　　朝鲜半岛三国时代马具，北半部的高句丽马具是集安高句丽马具的延续和发展，而南半部的新罗和百济，则主要是受高句丽以及辽西慕容鲜卑的强烈影响，如马衔既有拧绳状也有双节棍式，镳的形式也有多种，鲜卑的圭首形垂饰在集安高句丽墓不见，类似饰件却在朝鲜半岛存在，后来和椭圆形饰件结合，形成一种新的具有朝鲜特点的鱼尾形垂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文化，还受到了中国中原地区特别是南朝文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强烈影响，这已为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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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亚利，1956年5月出生，研究馆员，政协朝阳市第八届委员，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1977年2月至1980年1月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1980年3月至2011年5月在朝阳博物馆先后从事考古、陈列、群教工作，曾任考古队员、陈列部主任、群工部主任。1986年6月至8月赴日本北海道随展并进行学术交流活动。2007年4月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当代文博专家”荣誉称号。2017年7月30日当选为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周亚利主编或执行主编的著作有：《前燕后燕北燕史》（被评为2012年朝阳市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慕容鲜卑饮食文化》《辽金朝阳佛教文物》（上册）。此外，她还参与编写了《朝阳佛教史》（被评为朝阳市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类二等奖）、《龙城宝笈·朝阳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精品》《朝阳佛舍利》《佛教圣地凤凰山》《前燕史话》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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