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燕后燕北燕史

前燕后燕北燕的军事——前燕后燕北燕的军事制度（二）

文图/周亚利（辽宁朝阳）

四、马具及甲骑具装的完备

　　慕容鲜卑公元三世纪初迁居辽西，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由弱到强，直至公元337年建立政权，进而问鼎中原，究其原因，除慕容氏在内政外交上采取了顺应当时形势的政策，得到大多数汉族和少数民族支持外，还应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而骑兵，尤其是装备有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完备的马具

　　对于驰骋在战场上的骑兵说来，一匹装备着精良马具的战马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出，三燕时期的马具已很完备，辔头（包括络头、衔、镳和缰绳）、鞍具（包括鞍、鞯^①和障泥^②）、镫、胸带和鞧带样样俱全，成为三燕军事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衬托马鞍的垫子。

　　② 垂于马腹两侧﹐用于遮挡尘土的东西。

1、辔头

　　在中国古代，马具中的辔头的结构，在殷和西周时期，作为辔头主要部分的马络头的结构已趋完备，但衔、镳还未发展成熟。到了东周时期，络头和衔、镳都已完备。秦汉以后，辔头的基本结构没有新的变化，只是细部有所不同，装饰时繁时简，装饰图案的风格也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前燕时期的马具，辔头的基本结构也是沿袭着秦汉旧制，只是当卢呈倒置的琵琶状，铜镳呈圆形板状，且饰有镂空的蛙形纹饰，显示着时代的风格。^①

　　①《考古》1983年第6期。

2、鞍具

　　马具中除辔头外，随着骑兵的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完善的是鞍具和镫。

　　从战国末年开始了从没有马鞍到使用马鞍的过渡阶段。当时马镫尚未出现，因此极大地影响了乘骑效果。西汉末年，开始出现带有鞍桥的马鞍。到了晋代，具有高鞍桥的马鞍已经广泛流行了，从洛阳西晋墓出土陶马装备的鞍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变化①。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安阳孝民屯晋墓出土的鎏金铜马具，由前、后鞍桥的鎏金铜包边，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前鞍桥较小，后鞍桥略大，但形状相同，都是上宽下窄，后桥较前桥约高出1厘米左右。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①出土的铜鞍桥，特点与安阳孝民屯出土的相同。同时，这时已使用了结构较完备的网状后鞘带。胸带和鞧带的作用是和固定鞍具分不开的。装鞍的位置也有改变，从过于偏后开始接近较合理的正确位置。再加上马镫的出现，使得马匹更加易于驾驭，有助于进行难度较大的骑术训练。

　　①《文物》1984年第6期。

3、镫

　　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装备了马镫，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

　　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葬中陶骑俑上马鞍左侧的三角形马镫^①。仅单侧有一只，说明双马镫或许是从单镫演化而来。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年）前后。这是已知较早的双镫实例。以上两例只是在陶俑及陶马上所见，其质地并不清楚。而安阳孝民屯154号墓、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及北票北燕冯素弗墓^②出土的马镫，让我们了解了三燕马镫的真实面貌。

　　① 张海滨：《关于马镫的思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② 《文物》1973年第3期。

　　孝民屯154号墓、袁台子墓和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是木芯外包嵌青铜片。孝民屯154号墓与冯素弗墓的铜镫片都鎏金，装饰颇为华美。但也有些不同处，即孝民屯154号墓是单镫，而另两墓均为双镫。同时孝民屯154号墓马镫的镫柄较长、镫体呈扁圆形，蹬脚处略向内凹。而冯素弗墓出土的镫，镫柄较短，镫体呈圆角的三角形，蹬脚处较平直。这些差异除了表示时代的早晚不同外，是反映马镫在其使用的初期尚未定型。

　　从长沙永宁二年墓到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出土的马镫及马镫造型，大致显示出马镫由发生到初步成熟的发展过程，由初起的单镫发展到较完备的双镫。而三燕正是其发展的重要时期。成熟的马镫的使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的完备，使得骑兵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得以使骑兵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复杂的战术动作和列阵的训练变得容易了，能够充分发挥甲胄和兵器的效能，为三燕重甲骑兵——甲骑具装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方面的基础。

4、胸带和鞧带

　　马具中的胸带和鞧带很主要的作用就是将鞍具稳固在马体合适的部位上，免得前斜或后滑。因此在主要是将马用于驾车的殷周时期，常是仅有胸带而无完备的鞧带，直至秦始皇陵铜车马的马具还是如此。当骑兵发展以后，随着马鞍的使用，鞧带就显得必要了。随着高鞍桥马鞍的使用，胸带和鞧带日趋形成定制。

　　鞧带的进一步变化，发生在西晋时期，出现由纵横多条带子构成的网状鞧带，在纵带和横带相交处，常常缀有圆形的饰物。这种网状鞧带的实物，发现于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上面装饰的六十六枚銮铃和七枚垂饰还保留着原来串装在革带上的位置，经复原可知原由纵横共十条革带构成，用带卡扣接在后鞍桥的两侧。革带的纵横交叉点处都饰有带圆形底座的銮铃，铃内有铁质的小圆铃舌。最下缘的横带与纵带相交处，下缀长舌状的垂饰。从朝阳袁台子墓出土的铜马具中，可以看到相似的鞧带饰，说明那套马具也有同样的网状鞧带。在冯素弗墓中，缺乏相同的鞧带装饰，但并不是说当时这种马具已不再流行，而是因为那座墓中的马具是供披具装铠的战马用的，所以只有大量的原是编缀具装铠的铁甲片和一副木芯鎏金铜镫，而没有一般乘马用的鞧带装饰。

　　中国古代骑兵马具的发展，大略可分成产生（战国末年至秦汉，约当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发展（两晋南北朝，约当公元三世纪到五世纪末）和成熟（隋唐以后，公元六世纪以后）三大阶段。而完备的由辔头、鞍具、镫、胸带和鞧带组成的整套马具，则是到发展期才形成的。不过这些组成部分有机地配合成完整的一套，则是在发展期中完成的。公元四世纪初是其发展的关键时期，三燕马具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马具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典型实物标本。

（二）完备的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即人甲和马甲的合称^①，是古代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具。

　　① 《宋史·仪卫志》：“甲骑，人铠也；具装，马铠也。”

　　最初防护装具可能多用皮革制做，铁质防护装具是在战国晚期出现的，如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用铁甲片编缀成的兜鍪和编缀甲衣的甲片。到汉代铁质防护装具已经普遍应用于战争，不仅在中原地区的洛阳^①、河北满城^②、西安^③等地出有铁甲，而且在北起内蒙古^④、东到吉林^⑤、南达福建^⑥的广大范围内都有铁质防护装具发现。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西汉古城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由颈甲、身甲、披膊及垂缘四部分组成的铁甲衣，吉林榆树老河深东汉晚期墓中除出土铁甲衣外，还出土铁兜鍪。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考古》1978年第4期。

　　④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西汉铁甲》，《考古》1975年第4期。

　　⑤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⑥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

　　前燕时期的铁兜鍪以朝阳十二台88M1^①为代表。从形制上观察，88M1铁兜鍪源于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兜鍪。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晚期铁兜鍪从顶到底由七层，计89片甲片编成，全高26厘米，所用甲片多为圆角形，宽4厘米、高5厘米，顶部用半圆形铁甲片做成平顶，压住最上一层，以下几层亦是上层压下层，第二、三、四层前部正中一片压在左右两片上，即前片压后片，依次编到脑后，压在正中一片上收拢。88M1前燕兜鍪主体部分与其编缀方法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顶片改为一圆形整体甲片，将第二层甲片加长达到耳部，这样改进之后，较之战国时期的兜鍪不仅制作简单易于修补，而且也更坚固了。

　　① 《文物》1997年第11期。

　　马胄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也很早。考古资料也证明战国早期已经出现了用于战车驷马的各种护甲，如湖北随县早期战国曾侯乙墓^①就出土了战车所驾马匹使用的各种马甲多副，但这种马甲只是一整大块熟过的牛皮革，眼、耳部位挖孔，眼眶、颊腮部位压印花纹，满髹黑漆。

　　①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从秦始皇陵铠甲坑出土的石马甲来看，秦代马甲全甲由颈甲、当胸、身甲、搭后等组成。从文献记载来看，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了比较完备的马铠了，但当时的数量很少。到了十六国南北朝时，马铠已成为军队中较为普遍的装备。

　　朝阳十二台88M1我国出土了我国第一套马具装实物。马胄由面罩、护颊板和护唇板三部分组成，（图六、朝阳十二台88M1出土的铁马胄）固定连接处均采用铆接工艺。面罩由5块长条形铁片制成，顶部前倾，加上一周正中有乳突的宽边，形成冠饰。面罩前边连接一个半圆形的护唇板，两侧各有一个半圆形护颊板，在面罩与护颊板之间挖有眼孔，孔周边有小圆孔，原缝有革边，以保护眼睛不受磨伤。护唇板、护颊板与面罩均用铁销相连，可以转动。左侧的护颊板上还装有3个带扣；右侧护颊板相对应的位置上留有固定革带的穿孔。使用时，将右侧的革带穿过左侧的带扣卡住，即把马胄固定在马头上。里面应有衬布一类的垫，不用的时候可以把护颊板向内折叠，用革带扎住，不仅实用，而且携带也很方便。其他不能复原的甲片大多为圆角长方形或是上缘圆角，下缘平直，与汉代常见的甲片形制、尺寸相同。因此可以说前燕的甲骑具装是直接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产生的。

　　慕容鲜卑建国前就已经有较完备的甲骑具装了，这一时期也正是鞍勒、镫俱全的马具成熟时期，这点可以从北票北沟M8^①和北票喇嘛洞墓地的发现得到证明②。

　　① 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址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1995年秋和1996年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对北票市南八家乡的喇嘛洞墓地进行了发掘，其中有两座墓发现有铁兜鍪、铁马胄及大量的铁甲片。其时代可早到4世纪初。参见《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2日第1版报道。

　　慕容鲜卑在迁居辽西之前过着游牧生活，马不仅是他们的主要财产，也是游牧、狩猎、寇抄沿边郡县的主要交通工具。长于骑射是鲜卑人的优势，而且在东汉时就已经是“兵利马疾，过于匈奴”了。其迁居辽西之后，吸收了大量的汉族先进文化。公元289年，慕容廆从辽东北迁回徒河之青山后，不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有了很大发展。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发展能够发挥其优势的骑兵部队成为紧迫的要求。客观上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战乱不已，大批汉人流入鲜卑地区，或充当谋士，或教做兵器铠盾，中原地区的精金良铁也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鲜卑地区，为改善、完备骑兵装备准备了充足的技术、物质条件，慕容鲜卑最先产生完备的甲骑具装和与其关系密切的马具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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