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空转换与他者视野中叙说乡愁

——读《英格兰流年》

文/张立军 编辑/熙楉

　　散文集《英格兰流年》饱含了浓浓的乡愁，充斥着对故乡厚重的思念，对亲人无限的眷恋。《英格兰流年》在世界视域的纵深处回望乡愁，透过乡愁的回望为漂泊的心灵寻觅栖居之地，为无依的游子寻找故乡的根。高海涛在这种具有寻根意味的乡愁的探究过程中，采取了特殊的表现方式，一是利用时空置换，在时空转换中，为乡愁定位，深化乡愁。二是将叙述的视点游移于自我与他者之间，透过他者的视野，拓展乡愁的意蕴和内涵。

朝乡愁回望的纵深处寻根

　　陈晓明在评论高海涛的散文时认为其作品“既是乡土散文也是文化散文，融合了本土和域外的两种记忆，写出了一种鲜见的格调和气势。”确实，《英格兰流年》正是这样一种既具有中西宏阔的文化视野又沉湎于对乡土的热爱与眷恋的文化散文集。这样的散文是有容量，有气度的。他拉近了世界的距离，饱满了乡村的故事。散文中乡村与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应关系。在世界的纵深处回望乡愁，使乡愁具有了寻根的意味。

　　散文《英格兰流年》中四月里华兹华斯在忧郁的清晨沉思默想，勾起作者对辽西清明的记忆：“我记得母亲头天晚上蒸好了馒头”，“商量我第二天陪父亲去上坟。可清明的早晨，我却说什么也不肯陪父亲去。”“我在上学的路上回头张望，看雪花淡淡飘落，不一会儿父亲的背影就白了。”“然而我那天的脚步又很迟疑，终于折了回去，沿着山道去接父亲。”这是在异域的情思中搜寻心灵中的过往，在淡淡的懊恼记忆中探寻故园。还有《记忆列维坦》中的“小红马”它用耀眼的艳丽见证着岁月流逝的故事。那怕黑的小男孩“克拉克”竟从“我”的记忆中丢失，寻找“克拉克”，寻找流逝的过往展开了散文的寻根之旅。或许也是为了修复那些在岁月中遗失的光阴，如：莫名的叛逆和逝去的青春，散文中的这种寻根也或许是为了拯救太久的麻木与盲从而顺着故乡的足迹为疲乏、漂泊的心灵重拾安放之地。这不禁令人想起，在因科技迅捷发展的今天，地域空间感不再如从前那般稳固，人与人之间空间距离感渐渐消失，在投入世界怀抱的同时“快”打破了人类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人被急速卷入“快”的旋涡，难以自持，取而代之的是人的漂泊和孤独。那些孤身冲进世界语境的人，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感显得更加强烈，在“被抛”的异域化语境下，人将何为？根在何处，心向何往？渐渐成为心灵的困扰和自我的拷问。

　　于是《英格兰流年》通过一抹淡淡的乡愁探索着一条营构家园的路，它要为“被抛”的人，身处漩涡中的人寻根，使“故园”成为在浩渺无边的世界中漂泊人的根。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地，也不论什么样的时间，只要回望，故乡总会在他的背后。所以《英格兰流年》中，作者把“故园”和“白羽”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我出生的地方叫黑城子，我把它称为羽书城。”故乡不仅像足了一片羽毛，它更是“我”心中的一方邮票，这是枚强大的邮票，它是“羽书”，“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邮票。书信上插支羽毛，即为‘羽书’，上面写的往往是重要的军情和政令。”它又是“在羽毛上嵌入一枚邮票”的“羽书”，如此，这枚“羽书”仿佛获得了联通历史与未来，接续过去和现在的功能，如此强大的邮票“却不知何人，要把何物，寄往何方。”显然，这支嵌了邮票的“白羽”邮寄的并非它物而是对故乡的思念，无论每个人走到哪里它都会把“我”对故乡的思念邮寄到哪里。事实上，无论人们走到哪里，它都会把故乡邮寄到“我”的心里。故乡成为超越时空的思恋，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位游子的心里。就像《青铜雨》中，在伊利诺伊州的课堂，就在那个雨天，被雨淋湿的詹姆斯教授从圣经到荷马，从莎士比亚到弥尔顿，旁征博引以各种形式讲述着雨的故事。当教授引述史蒂文斯的诗句“雨的土著就是雨人”让“我”怀想起远在中国的故乡。“我”的思绪沿着雨的意象流淌到了辽西，这故乡不知道是坐在南伊大学课堂里的“我”的怀想，还是触笔生情的“我”的思绪，不管怎样，时间已经在这里变得模糊，而思念却成为浓浓的一笔，重重地萌发于心间。它就像落地生根的一粒种子。

在时空转换中叙说乡愁

　　高海涛散文通过时空转换的叙事方式，强化了这种具有寻根意味的乡愁，使“我”的乡愁在空间转换中弥散开来，从而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就叙述方式而言，《英格兰流年》一方面从空间视角将“世界”与“故乡”互置，使故乡从中获得了“世界”语境下的互文性。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扩散时间概念而置换空间感，甚至模糊和压缩了空间和时间的质量，从而增加故乡的情感容量，使乡愁获得了充分的稳定性。

　　在《英格兰流年》中世界与故乡的视点转换可以称得上是随时随地的，《青铜雨》中，在雨的牵绊下，“我”的思绪在美国加州伊利诺伊州求学的课堂与辽西渴望雨的屋檐，故乡的田间辗转游移。《故乡海岸桃花》更是从七月里绥中的海岸一不小心误入毕肖普的地图，从走进修河哥心中的海再移回到故乡的。《苏联歌曲》中内在的音乐性将西伯利亚的故事与辽西的过往勾连在一起。“由是，高海涛散文中就出现了‘乡土’与‘世界’、‘中国’与‘西方’并存和对话的情形。”然而，散文中这种中西的并置与对接并不是平衡的，在地域空间的转换中，故乡以一种母题的方式获得了互文性诠释，从而深深地赋予了故乡以牢固的中心地位。在《贝加尔湖与烟斗》中，作者从贝加尔湖的秀美延伸到流放远东的那些年轻而倔强的十二月党人，还有他们热诚而如普希金诗般悲壮的妻子们。又从“白羽草原”想起在贝加尔湖畔孤自牧羊的苏武。“整整十九年，把自己雕塑在冰天雪地、风吹草低中的苏武，代表的是一个文明程度遥遥领先、早已不是以牧业为本的偌大汉帝国，可以说，他放牧是一种乡愁，一种血脉里的忠诚与信念。他是贝加尔湖乃至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最早的囚徒，在他被截留这里一千八百年后，另一批怀抱信念的囚徒才来到这里，那就是十二月党人。” 他们以无上崇高举动远离故乡，把乡愁在悲壮的情怀中诠释得淋漓尽致。

　　就时空关系而言，高海涛在散文的构筑过程中也非常注重时空转换带来的艺术效果。他注重以时间的扩散和空间感的消弭转换散文叙事中的时空调配比例。《英格兰流年》选择了从八月开始在英格兰的十二个月中诉说“我”的童年、“我”的成长、讲述辽西的往事。一句“腊月的英格兰往往会下雪，这和东北及辽西是相似的。”迅速把人的视线从英格兰宁静的雪冬拉回辽西故乡。“腊月的英格兰”这不只是单纯的词语叠加，而是作者所作出的时空置换，他把中国传统时令与异域连接在一起，利用时间概念模糊人们意识中的空间感，异域的空间感在时间的讲述中渐渐模糊，甚至消失，让人顿时分不清哪里是英格兰，哪里是故乡？也正是这种叙述方式仿佛消除了地域的限制，把十二个月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在中国与英国的地域感消失的同时，一种平静安适替换了百年的时光流泻。而且，这种置换表现得是自然熨帖的，仿佛从丝绸上滑落的露珠一般轻盈自在。“科尔瓦想必是个庄园或村落，是谁住在哪里呢？是他的姑妈还是姨妈？或者是他外婆一家。但也说不定是他姐姐家。小时候正月里串门，我去的最多的是姐姐家。”这种时空的对接与视点的转移是那么的顺畅无阻，不仅把中外的天气、时令无缝连接在一起，而且将遥远的英格兰村庄转化得与辽西无异，令人倍感亲切、平易。为此，故乡在时光的流泻中渐渐生根，渐渐丰满，在字里行间一点点发芽、萌生、成长。

　　就在时间与空间的腾跃转换的过程中，散文的地域感不仅在作者的笔下悄然发生了变化，而且，时间仿佛在叙述过程中也在慢慢地减速，变得平静，倏忽间令人油然生出一种凝定感来。在时间和空间框架下的叙说似乎全部都同归于“故乡”，归于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乡的眷恋。就像十二月党人与苏武相隔千年“他们是那样的不同，但他们不屈、凛冽的信念又是多么异曲同工。”故乡的情愫在时空的凝定中变得饱满，充斥得满眼满纸都是。《英格兰流年》中这种凝定感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几篇饱含亲情的散文。在恒定的时空中诉说父母、姐姐、朋友，浓郁的情感在空间和时间中停驻，竟令人透不过气来。《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中父亲种菜，母亲收获，父亲为母亲在菜园中种花，将菜园变成母亲温馨的花园，小园不大，是母亲的留恋，也是“我”留恋母亲的记忆，在那里没有岁月侵蚀，却承载着满满的幸福和对父母的怀念。还有两位姐姐，《三姐九歌》里在九歌声中，三姐最美好的容貌和时光留在了那个时代，三姐的年轻和美貌在“我”记忆中永驻。三姐精明能干，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胜过一般的姐弟亲情，三姐的身上有一种母性，只知给予和付出而不问收获与回报，为此，没能带三姐看海成为“我”心中隐隐的痛。《四姐在天边》中四姐的羸弱和无私成为“我”的永恒记忆，四姐后来的离异、出走、流浪备尝生活的艰辛，声声泣血。两位姐姐，从秀美烂漫中走来，从童年岁月的美好到生活的历练，再到命运的坎坷波折，历数岁月的变迁，不变的美好将永远随着记忆保留在那个时代。《春天的离别》则饱含着对友人突然离去的深沉思念，一句“它的飘然而至，就像没有一丝云而落下的一滴雨”的译诗，道出这种意外降临的突然。意外而又无奈，回想过去，沉痛在如涓涓流淌的岁月般的叙说中变得加倍刻骨铭心。“‘如果你不在这里，请举手！’当时你笑了，可事到如今，为什么你也没有做到呢？”竟致人心碎。随着人的轰然倒下，一切过往都已经不在，而思念的记忆却成为永恒。

游移于自我与他者视野的乡愁

　　高海涛散文中的乡愁是具有他者视角的，他运用这种他者的视角将他乡视作故乡，穿透他人视界言说故乡，这在无形中增添了乡愁的浓度与悲壮。

　　《英格兰流年》中这种他者视角的展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将他乡视作故乡，建立一种“特殊的乡愁”。在散文开篇不久作者就抛出了阿吉特的疑问，“一个人对自己从来未到过的地方，也会有乡愁吗？”并且很快得到了回答：“我觉得会，对于我，英格兰就是这样的地方。”这是将他乡视为故乡，从异乡获取一种“特殊的乡愁”。为此，在英格兰如水般流淌的十二个月中拓展了“我”记忆的容量，延伸出了辽西的乡愁。还有对深沉的贝加尔湖的敬畏，从它的乳名中窥探到对故乡的爱的博大。异域如此，与故乡咫尺之隔的绥中就更具故乡气了，绥中不是“我”的故乡却充满了故乡的情怀。那里有修河哥向往中的绥中海岸，有从他故事里逃脱秦始皇追捕的孟姜女。当“我”的思绪穿过绥中，那里还有如谢尔德林诗般“祖国最近乡村风味的海岸”，有被修河哥微妙赐予“我”名字的海，有海滩上各具风姿的鸟，有最具景致的书。在《故乡海岸桃花》中透过绥中遥望故乡，在意向中将绥中转化成了故乡，“我发现自己很难掩饰如归故里的亲切感。”

　　可以说对军营的回忆作者也是以乡愁的方式进行情感营构的，从中“我”同样获得了“特殊的乡愁”。作为第二故乡，“我对军营怀有一种书呆子式的迷惘而复杂的乡愁”。《军营在那边》从参观军营，再次拿起手枪打靶开始不禁令“我”回忆起当兵的岁月，尽管时间不长仅有短短的三年，但那里留下了“我”“反复思念”“也常常梦见”的青春。军营中有难忘的女兵，他们的高傲不仅点缀了军营的威严，而且她们的瞩目成为“我”那江南军营的塑形和发展的动力。军营中有最值得尊敬的首长，他应该是部队里最理解“我”的人，他能够决定“我”的去留，却让“我”离去了，“我离开部队前他曾特意送给我一套当时十分珍贵的《鲁迅全集》。”军营中还有挥之不去的芭蕉，最初认识芭蕉的地方是“我”当兵的军营，芭蕉在那里成为我思念的意象。芭蕉这一种只有在南方才有的属地性植物，是“我”乡愁的分界线，“我永远对北方感兴趣，而南方却更像是一种怀念。”以此“写下自己对南方的乡愁与怀念。”

　　从第二个方面看，高海涛散文不仅将他乡视作自己故乡，还透过他人的异乡生存视野言说故乡，这不禁增添了对故乡的追寻而不得的无奈。在《美国的桃花》中大学同窗Y同学，因留美成绩优异而定居美国，他从事了并不如自己意的工作牧师，一名带有学者气质的牧师。在“我”看来尽管他的生活被安排得“像一朵桃花”，但终竟有“难归之痛”，“因此Y也就多少像是我们同学中的奥德修斯了，至少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所以“偶尔想起，心里总替这家活泛起一抹乡愁。”然而他在选择工作地点时，却选择了留在特拉华州。也许是因为那里有桃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Y寻找到了一种与中国桃花源相似的地方，令人不解的是，Y把美国的德拉瓦州改译成“特拉华”州，与美国同事争辩“桃花”的词源在中国而非希腊。这些在异乡的无奈之举或许也正是Y胸中蓄积的乡愁的另一种表征吧。尽管异国有美丽的桃花，有世外的宁静，有守望牧师的白马，但这一切都是Y把身处异乡想象成身居故乡的道具，他实际上是将美国的桃花源与中国的桃花源在意向中实现了对接，从而获取些许来自故乡的慰藉。在这里，作者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诉说故乡，回味故乡。故乡的范围被扩大，容量被扩大，思乡的情怀和心情在间接的叙说中也被无限放大，充满张力。使故乡和乡愁在作者的笔下有了张力和弹性，充满了渲染的力度。不禁令人想到，未到家乡以至于此，那到了家乡又会如何呢？

　　事实上，从总体看《英格兰流年》对乡愁的言说视角，其中是有着自我立场与他者立场的转移和来回游摆的。如《青铜雨》中对故乡的言说是以“我”的辽西故乡贯穿始终的，这种视角的故乡是最亲密，最难以割舍的，它成为其他视角下探寻“乡愁”的根基。而散文中所展现的“特殊乡愁”在空间上扩大了“我”对乡愁的理解，放大了乡愁的情绪，体现了一种追求乡愁不得而以他乡为“愁”的无奈，在这种叙述中，自我乡愁的言说立场在发生细微的变化，从前那种对乡愁的稳固的自我立场在其中变得松动，正如那句阿吉特的疑问“一个人对自己从来未到过的地方，也会有乡愁吗？”作者在文中不同地变相提及，却以同样的方式给以肯定的回答。乡愁从“我”对生我养我的故乡，对辽西的乡愁也可以转化为对他乡的“愁”。一般人理解下乡愁的固定式结构仿佛在高海涛的散文中逐渐瓦解。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高海涛的“乡愁”中，他不仅瓦解了乡愁的对象，而且还要瓦解了乡愁的主体，他甚至把自我对乡愁的体验转移到他人的身上，使“我”在乡愁中一步步走向旁观，走向幕后。“我”成为他人乡愁直接或者间接的感受者，在与乡愁拉开一定距离后，甚至乡愁在“我”的心中充满了臆想和猜度。“我”把Y同学比作奥德修斯，在我看来，是乡愁让Y再也沉不住气了，“也许二十年是乡愁的极限吧，今年春天，他突然在网上找到了我。”这也许正切合了布洛“距离说”的要义，“我”在其中成为乡愁的“审视着”。而且在这种情景下，乡愁的主体和对象都得到了虚化的处理，失去了主体与对象的乡愁只剩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乡愁转化为一种凝定而普适性的痛，隐隐地藏匿于每个人的心间，不论是成长过程中的回望，还是易时异地的回想，这种思念的苦楚时时刺痛人心。

　　（本文转自高海涛老师博客）

　　（张立军，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辽宁省作协创研部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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