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民探秘览胜

探秘文明圣地——寻找文明之源

文/陈玉民 编辑/安然

　　人类的文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人类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受惠于文明。文明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使得人类与愚昧渐行渐远，使得世界变得富有生机和灵光。

　　在我们贪享文明成果、沐浴文明光辉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它肇始于何时？是谁点燃最早的文明圣火？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更注重对中华自身文明之源的探寻。面对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我们的先人一直没有间断对其源头的寻找。当上个世纪20年代，发掘安阳殷墟，发现成熟的甲骨文，精美的青铜器，确认殷商文明存在时，我们并没有认为这就是中华文明之源。因为这样的文明，没有上千年的文明积淀，是达不到这样辉煌的程度的。再往前寻找，因为没有文字可考，人们一时失去方向，陷入迷惘。直到1959年，发现夏墟二里头遗址时，在那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和青铜作坊，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特别是儒家礼制在这里都能找到源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体相同。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证明这时的礼乐文明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值得提及的是，二里头出土的碧龙形器，这是一件由绿松石镶嵌的玉饰，它用精美展示了这一时期文明的较高水准。这些实物证明，夏文明是比殷商文明更早的文明，它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四千年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从其文明的发展程度判断，它仍然不能构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问苍茫大地，问黄河长江，没有一种声音能告诉我们，中华文明是从哪里源远流长而来，没有一种遗落的实物能提供证明，更早的文明诞生在什么地方。在人们摸索寻找之际，上个世纪的50年代命名了一种红山文化，它用些许的玉器，给了人们一种崭新的文明暗示，让人们把文明源头期待的眼光，延伸到更深远的历史帷幕之中。经过考古专家的不懈寻找，隐藏在历史帷幕中的牛河梁终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崭露出新的文明曙光。地处辽西牛河梁的它带着五千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以及精美的陶器、玉器，从帷幕的深处走来，向世人昭示，这是一个比确认的四千年文明还早一千多年的史前文明形态。它的温柔露面，意味着把中华文明的源头推向更远的五千年前。

　　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使得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创造的一种最悠久的文化。它告诉我们，这一时期，先人们的祭祀文明、礼乐文明，都进入一种较高的发展阶段。人们已走出蛮荒，摆脱愚昧的生存方式，开始用各种经过加工的陶器、玉器、骨器，表达思想，传递情感，抒发意愿。人们的行为，走出动物的原始和简单，赋予了较多的文化内涵。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的存在，以及所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所展现和昭示的正是中华早期文明的特质。

　　莫非红山文化所代表的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再往前追溯，还能从兴隆洼文化发现的八千年前的玉器以及食用的粟、黍中，看到文明的影子。还能从河南舞阳发现的九千年前的贾湖古笛上，听到文明的声音。还能从山西陶寺发现的金字塔、观象台里闻到文明的气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看到六千年至七千年前仰韶文化时期彩陶业的辉煌与发达。看到四千一百年到五千三百年前良渚文化时期玉器的精美和祭坛的神圣。同时，我们知道还有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它们以不同的文化根源，滋养中华文明的不断发达，成就了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在文明探源中，我们也不能忽略对东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对文明的贡献，中华文明的源头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中华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闪烁着他们的智慧。

　　中华文明的起源，一直是人们找寻和追溯的焦点。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争论不休。从最初的“西来说”，发展到“东西对立说”。接下来是“中原中心说”，发展到现在的多元一体说。很长时期，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自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以后，人们更趋向满天星斗的说法。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的是一个多元化、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格局。

　　欣闻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是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科研项目。这项浩大的工程，已将中国的早期文明的起止点上溯到公元前四千年前到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前。这意味着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到中央集权的西周王朝的解体，正是中华文明从形成到逐步成型的时期。这时期，世界几乎正处在混沌时代，东方文明已经透露出曙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像一朵盛开的奇葩，在地球的东方率先绽放，并呈现出夺目的光彩。

　　或许是因为我站在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圣殿堂前，感受红山文化内涵最多的缘故，我觉得这里是中华文明之源中最充盈、最鲜亮、最辉煌的一个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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