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歌曲（八）
文/高海涛 编辑/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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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响亮，却又黯淡莫名。
而时间已经晚得不像话。
——伊丽莎白·毕晓普
我心爱的七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有唱不尽的歌谣。
歌谣和歌曲其实是有区别的，根据《康熙字典》：“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乐器伴奏的才叫歌曲，没有乐器伴奏的只是歌谣。在神话传说中，歌谣最伟大的先驱应该是西王母，《列子》中记载，周穆王驾八骏巡游昆仑山的时候，曾到西王母的瑶池上做客，“西王母为王谣，王之和”，就是说，西王母为周穆王献上清歌一曲，唱到动情处，周穆王也跟着唱了起来。
西王母所开创的歌谣传统，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我们前所未有地发扬光大了。除了在殷玉田家之外，我们的歌声没有任何伴奏，连手风琴都没有，连口琴都没有（我那时多么渴望有支口琴啊），唯一可能的伴奏就是口哨，但口哨能算一种乐器吗？如果口哨也算乐器，那么风算不算呢？朵朵旋风，阵阵长风，它们吹过田野和丘陵，吹过我们上学放学的沙路，听起来比胡阿姨的钢琴还要宏大美妙。
总之，歌谣属于清唱，有时甚至属于哼唱。比如京剧样板戏的一些唱段，就需要像牙疼似的加点哼哼呀呀的韵味，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家住安源萍水头”啊，等等。还有评剧《列宁在1918》，一边走路一边哼唱更显得格外带劲——“列宁我打坐在克里姆林宫，尊一声斯维尔德洛夫你细听分明，前几天我让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为什么到今日不见回程……”
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说过，在一个动荡年代长大的孩子，上帝会送给他神奇的记忆。我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个与列宁有关的唱段，我记得是一个瘦长个子的大连知青白话给我们听的，他只白话了一遍，我就把唱词滴水不漏地记住了。
还有一些特殊的歌谣，不是靠唱，而是靠喊的，那是属于小学生们的童谣，但我们也同样喜欢——“谁家有小孩，快点出来玩”——“这么好的天，下雪花，这么好的媳妇，露脚丫”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有雨伞，我有大头”……这些狗尾巴花似的童谣，也在我们的少年时代随风摇曳着，并让整个世界显得分外迷人。
但我对“大头”是忌讳的。我那时候脑门儿很大，眼睛也很大，同学们给起个外号叫“大眼贼儿”，意思说很像田鼠或土拨鼠。因此我特别怕人提起“大头”，听见谁喊“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我就先愁得没办法，总是绕着弯儿躲开，要不就假装蹲下身系鞋带，故意落在大伙儿后面。
有一天我正在路边系鞋带，看到一双军用大头鞋，硬邦邦、沉甸甸地停泊在我面前，抬头瞅半天，原来是回来探家的姐夫，穿着军大衣，风尘仆仆地笑着，他的背景是故乡那难以言喻的冬冥。
这是1971年的深冬，很快就过年了。因为有吉林某部连长我姐夫在，我们家的年过得特别体面热闹。只有我太不懂事，一遍遍地问北大荒和米国林的消息。姐夫可能和姐姐商量了口径，对我说已经和北大荒的战友通过信，但北大荒实在太大了，兵团有几十万人，人家还在继续打听。为了证明他确实通过信，姐夫还告诉我几句话，说是北大荒的歌谣——“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变成过去。如今回想起当初的表现，因为两句歌词就煞有介事，我觉得自己不仅幼稚，而且简直是可怕的。
直到不久前我看了有关民歌的研究资料后，稍感自慰的是，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至少对歌谣的理解不乏想象力。从民歌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草原》最早真有可能是一首有关谋杀的歌谣。历史上，许多歌谣的起源都是为了传递消息，因为当时没有报纸、广播、电视，更没有网络，特别是关于爱与死的消息，往往就是以歌谣的形式告知故乡与亲人的，其中许多涉及到谋杀，比如英格兰民歌《荆棘鸟》，苏格兰民歌《邦诺莉》。而在那片风吹草低，天地苍茫的《草原》上，一种远方的谋杀或许真的也同样以歌谣的姿态发生过。
但不管发生过也好，没发生过也罢，总之，从那个秋天到现在，我再也没见到米国林，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仿佛永久地消逝了，消逝在北大荒的亿万吨粮食里，或消失在草原的茫茫风雪中。
（原题《苏联歌曲》，载《红豆》杂志2013年第9期，收入作者散文集《英格兰流年》，转载时略有改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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