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多出凌河畔 商周宝器何人埋

文/魏泽先

　　朝阳市出土文物多达数万件，总量占全省近2/3以上，其中金属类文物以商周青铜器最为著名。1941年，喀左咕噜沟村出土两尊周初的铜鼎。其中一尊高50多厘米,，重70余公斤，有铭。从此，朝阳地区拉开青铜器出土大幕。除发现许多随葬的青铜短剑兵器、青铜饰物外，在喀左县平房子乡附近发现6处8批65件大型青铜礼器，且刻有“孤竹”、“燕侯”等铭文。其中燕侯盂、蟠龙罍（léi，盛酒器）、提粱卣（yǒu，盛酒器）、方鼎等一大批青铜珍品已成为国家级收藏的重要文物。这些青铜文物为研究商周民族源流以及朝阳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1982年，国家邮电部发行8枚以青铜器精品为内容的邮票，其中两枚就是喀左出土的青铜器燕侯盂和蟠龙兽面纹罍。

西周铜器差点被当成废铜

　　1955年5月12日的一个午间，凌源县海岛营子村民唐永兴、张怀仁等6人在一个叫小转山子的坡地上耕地时，无意中在地下翻出一件铜器。这件铜器让他们感到新鲜，于是他们在四周继续挖掘。不料，这一下子竟然挖出16件铜器。可惜的是，挖掘过程中不小心，导致两件铜器掘毁，两件摔碎。唐永兴等人并不知道这批铜器的价值，于是当作废铜，由互助组与平房子合作社订立收购合同。眼看着古铜器要当作废铜熔炼。这时，唐永兴出于好奇向县里来的一个同志问起铜器上的字。这位同志说像是古文字，很重要。于是唐永兴拿着其中一件有铭文的卣盖（就是现陈列于辽宁省博物馆三楼第二展厅的史伐卣）找到当地蒙民完小校长暴凤宾。暴校长当即与另两位教师依历史书籍查对，认出这是周代铜器，并动员互助组废除与合作社的收购合同。随后，唐永兴把发现文物情况逐级上报到省文化厅。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得到消息后，于6月10日派李廷俭、罗平二同志前往调查，并将出土铜器全部取回保存。从发现铜器到入藏博物馆，前后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之后，这批铜器拨入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前身），其中鸭形尊和燕侯盂两件铜器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

　　这批铜器中的鸭形尊，通高44厘米。造型即奇特又写实，双足立地，后附加一足以为支点，显得有点蹒跚。鸭形尊头部昂起，嘎嘎欲鸣，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圆形的尊口开在鸭背上，而以中空的鸭身为尊体，内可盛物。这件鸭形尊属西周早期文物，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例。

大凌河两岸出土青铜器69件

　　1973年3月6日，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公社北洞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在附近的孤山子山半腰为生产队起石头垒大坝。天快晌午的时候，一个社员突然发现碎石中有一块光滑的石板。几个人好奇地撬起来，发现里面有几个“铜饭桌子”。几个人马上告诉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又报告给了大队书记。逐级上报后，最后报到了文物管理部门。经过勘查，原来是一处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6件,计五罍、一瓿（ bù，小瓮）。其中一罍有铭文，其余没有铭文。

　　同年5月28日，辽宁省博物馆孙守道、郭大顺两同志前往调查,在原坑附近二米处又发现窖藏青铜器6件。有方鼎、圆鼎、罍等，方鼎铭文24字，记载作器者受到“讯”的赏赐，器底又有“碁（棋的古字）侯亚矣”徽号。第一次出土5件形制相同的小口广肩罍和1件瓿，其中1件罍有铭文6字。据专家考证，被社员们看作是铜饭桌子的东西，原来是殷代青铜器。第二次也出土6件，其中蟠龙兽面纹罍造型美观，铸造工艺精良。此器为西周初期蟠龙纹盖罍，盖径12厘米，口径16.5厘米，通盖高44.5厘米。器物面隆起，盖子上铸造有立体蟠龙，前足支立，爪形足，四趾，盖面及周沿以三长尾夔纹盘绕，中心饰一蝉纹。器身侈口短颈，圆肩，敛腹，高圈足，肩部及两侧附兽首环耳。上腹饰对向变形卷体夔纹，突目，利爪，尖齿，下腹饰兽面纹，近底处及圈足饰夔纹，又附牛首形象鼻，通体以雷纹衬地。此器造型玲珑，工艺精美，为世所罕见。唯四川省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中出过一件蟠龙盖罍，与此酷似。此罍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上级政府为了表彰社员们的贡献，奖给了他们生产队一台抽水机。如今，北洞青铜器窖藏大部分文物都藏于辽宁博物馆，上级奖给他们的抽水机还安放在村子中的机井上。

　　1974年12月,喀左平房子公社山湾子村社员在村东北枣树台子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22件,其中有铭文的15件。这是20世纪70年代在辽宁境内出土的第三批商周青铜器，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北方地区商周之际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又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省、地、县文物主管部门闻讯后，立即赶赴出土地点进行了调查和清理。

　　山湾子村在县城南25公里。大凌河自南向北纵贯平房子公社，河东西两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近河两岸为狭长的冲积平原，铜器窖藏就在大凌河东岸的第一台地上。窖藏坑略呈方圆形，长径约120厘米，坑底距地表90厘米。共出土周初铜器22件，其中有鼎、盂、尊、卣、罍等，有铭文的共15件。

　　1979年，小波汰沟又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共14件，器物年代在商末周初。其中1件西周簋（guǐ，盛物器），器身通高29.8厘米，口径24厘米。它是一件典型的方座簋，侈口、鼓腹、高圈足，下连方座。此器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它的耳部装饰，加铸了虎噬猪的形象。踞虎与猪的首部都是圆雕，虎身则为平雕。虎噬动物为北方草原文化固有题材，所以这是一件反映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商周文化相融合的典型标本。在该器的内底铸有14字的铭文：“王卉（祭祀名）于成周，王锡圉贝用作宝尊彝”。铭文意思是：这件青铜宝器是圉（yǔ）族的首领为了纪念他参加了周王在成周 （今河南洛阳）举行的祭祀活动而制作的。这是辽西地区首个发现记载有周王和王都的铜器铭文。

　　1979年，喀左县平房子乡高家洞村1号墓出土青铜瓿1件，器物年代在商周之际。同墓葬出土陶器具有魏营子类型陶器特点。

　　据统计，朝阳地区，南自喀左山嘴子镇，北迄朝阳县大庙乡，沿大凌河两岸110公里长的地域内，已经出土商周青铜礼器69件。

“父丁孤竹礨”证实孤竹国所在

　　青铜器在朝阳地区的大规模发现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20世纪70年代，喀左、锦州一带青铜器窖藏的相继发现，让人们的目光重新投向了辽西地区。

　　1973年3月6日，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公社北洞出土“父丁孤竹罍”。同年5月28日，喀左文化馆、朝阳地区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在当地笔架山上探掘时，又发现6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一件饕餮纹方鼎和一件蟠龙纹盖罍。专家们把两次发现的窖藏坑分别编为北洞一号窖藏与北洞二号窖藏。

　　1974年12月，喀左平房子公社山湾子村村北枣树台子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共有铜器22件，其中带铭文15件。这批铜器的发现距北洞窖藏7公里，距马厂沟窖藏4公里。在这么小范围内连续出土四批大规模铜器窖藏，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注意。冥冥中似乎预示着商末周初时期辽宁的历史应该得到合理的解答。

　　“父丁孤竹罍”显然是孤竹国的青铜器，孤竹国是商王室所封的同姓诸侯。传说孤竹国君有两位儿子伯夷与叔齐，伯夷为了让叔齐继承王位，离开国都.。谁知，叔齐知道后也跟随而去。当时正是商纣无道、武王伐商之际，伯夷、叔齐听到武伐商的消息，一起赶去劝谏武王，认为周伐商是以下犯上的逆行。周武王没有听从，一举攻入朝歌，结束了殷商的暴虐统治。伯夷和叔齐以商遗民自居，不仕周朝，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下采苹（一种野菜）而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孤竹国到春秋时代还存在，与山戎等一起时常骚扰燕、齐、卫等国。传统看法，孤竹国在河北一带，但是北洞窖藏坑中“父丁孤竹罍”的发现，却把孤竹地往北推进到了辽西地区。

是谁埋藏了这些青铜器

　　考察证明，辽西出土的相当一部分铜器都是中原风格制器。有人就此认为，从其时东北地区的铜器铸造水平来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批铜器都是从中原带过来的。然而，事实上是，当时东北地区的青铜铸造水平也完全能达到这个高度。而且中国西部、北部的青铜器要比中原地区更早出现。所以，“这批铜器都是从中原带过来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埋藏的这批铜器？又是谁埋藏的呢？

　　对于前一个问题，似乎还好解释。通过考察，得知铜器的埋藏年代应该是周初，并且延续了一段时间。

　　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应当与此前的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等祭祀结构联系起来考虑。他们认为，既然红山文化与商人起源有关，那么，这些铜器的窖藏应该也是属于埋藏祭祀，并与文献中商人的“郊”、“褅”等祭祀方式结合起来。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周初燕文化到达当地的象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徐坚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喀左铜器群再分析：从器物学模式到行为考古学取向》中有这样的推断：“如果我们将整个草原地带纳入到考量范畴时就会发现，草原地带南麓，即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地带存在了一定数量的考古窖藏。窖藏多半接近水源，而窖藏中多为不易随身携带的大型铜器。这些大型铜器多半不是草原民族自身的产物，而是从农耕文化中作为奢侈品输入的。异域传入的奢侈品在草原地带成为威望物，由于脱离了原生环境，而且往往是多次输入的结果，这些奢侈品无论在器物组合还是年代关系上都不同于原生状态。草原居民的宝物窖藏和游牧生活的季节性转场密切相关，并非所有财物都会被掩埋，可随身携带的小件器物不会出现在窖藏之中，而窖藏的空间结构和埋藏行为上又体现出诸多仅见于草原地带的特征。考古学中的此类窖藏往往标明了游牧居民势力的边缘。风格和铭文均指向中原文明的铜器群在大、小凌河的出现可能并不是中原势力北渐的证据，而是恰好相反，标明了游牧文化的南缘。”

　　历史的尘烟已经散去，岁月的时光渐行渐远。如今，这批铜器大部分静静地躺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历史的事实只有它们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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