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营那边（上）

文图/高海涛 编辑/安然

　　那年八月，我们几个文人在几个军人的陪伴下，驱车向北，到大山深处的军营去打靶。初秋的辽北风色华美，风物高闲，我们在车上也个个人淡如菊了，谈笑风生的样子都颇具韵致。军人中有位年轻的女护士长，她坐在我前面，回过头来，用某种探问病情的语气问我，你当过兵吗？他们说你也当过兵，真看不出来呀！我说是，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了。这时车上没有人发现，我的眼神已背井离乡地走向遥远，并穿上了一种南方的忧郁。

　　“大半个晚上我看书，冬天我去南方”——T·S·艾略特《荒原》里的这句诗，仿佛就是为我写的，或者说，我就是在这句诗中间标着逗点的地方去当兵的。那是1972年冬天，从中学毕业不到一年的我应征入伍，部队的驻地在湖北武汉。临行那天早晨，母亲为我特意包了顿饺子，父亲在一旁默默吸烟，姐姐要送我到公社集合。父亲说，武汉是个大地方吧？姐姐说，可不，老大了，也老远了。现在想来，武汉的确很大很远，它三镇鼎立，大江东去，烟波浩渺，而且还有闻名遐迩的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连毛主席都说过，他喜欢住在那个“白云黄鹤的地方”。唐风宋韵的武汉，九省通衢的武汉，辛亥革命的武汉，崔颢的武汉，孟浩然的武汉，毛泽东的武汉，千古之下，也许它就一直在那么放飞着黄鹤，款留着白云吧。

　　我们的部队是驻守武汉的一个独立师。至今，我还能哼唱出当年那首军歌：“毛主席给我倚天剑/战士持剑卫蓝天/二高炮战士豪情满怀/严阵以待，保卫祖国江山……”倚天剑，又称蓝剑，是指我们全兵种为之骄傲的战略导弹，但说来惭愧，在整个服役期间，我却从未见过这种神话般的武器是什么样子，因为新兵连训练一结束，我就直接分到了师部警卫排，我的职责只是站岗值勤，摸爬滚打，我的武器只有手枪、步枪、冲锋枪和后来的军事地图与绘图笔。

　　在那个长江边上的军营里，唯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就是可以经常看到女兵，那是我们留在师部的最大优越。师部医院的女兵，师部通讯连的女兵，师部宣传队的女兵，她们蝴蝶般飘飞的身影，使我的军旅生涯变得摇曳多姿，足可追忆。站岗值勤的时候，最盼有女兵经过，这时我们就会格外打起精神，目不斜视。坦率地说，正是女兵的存在使我们很少想家，也使我们的身心日益成熟。而且，我开始渴望成为一名军官，因为我发现，女兵们在年轻的男军官面前往往表现得更加羞怯与兴奋，她们向男军官投去惊鸿一瞥并举手敬礼的样子几乎令人陶醉。但我不喜欢那些做首长状还礼的男军官们，尤其是那些把军装穿的像女兵一样合身的男军官们。我想男人嘛，穿军装总要大气、威武，而只有女兵，才有资格和权力把军装穿得那么整洁、熨贴、轻巧、灵动。

　　忆江南，最忆是军营。忆军营，最忆是女兵。我知道，这样说多少会伤害我的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因为当年，是他们和我一起摸爬滚打，野营拉练，擦眼抹泪地想家的，而那些女兵，却往往被娇惯得傲气十足，对我们这些小土豹子兵是连看也不正眼看一下的。但尽管如此，我相信我的战友们和我一样，还是特别感激当年的女兵们。我常想，历史上最早让女兵走进军营的人，其贡献可能要超过最早提倡男女同校的人，不管他是成吉思汗还是拿破仑，是蒙哥马利还是马利巴顿，他都堪称是最伟大的诗人和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不仅懂得战争、武器，也懂得军人的心。或者，他还懂得军营后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光与色彩——江南多雨，梅雨季节我们都穿统一发的橡胶雨衣，而女兵们却公然打出了她们绿色的小伞，不正是那些小伞吸引了我们，让我们憨厚的脸上也雨后春笋般地开出了车矢菊样的小花吗？还有那些师部医院的白衣天使们，在当年，那该是怎样动人的白色啊！我们不是都曾有过盼望感冒、装作发烧，以便能强词夺理地走进医院，红头涨脸地让女护士摸一摸额头的光荣经历吗？是的，谁能让我们忘记，在江南的军营里，女兵们背立梧桐的身影，曾给了我们多少生龙活虎的遐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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