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被误读千载的北燕皇室后人

文/张松

　　朝阳被称“三燕故都”。所谓“三燕”，指南北朝时期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起源龙城的割据政权。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氏创立，北燕则由汉人冯跋缔造。国祚仅28年的北燕民寡地狭，在436年被强大的北魏所灭。但冯氏皇族的后续故事却未因国破家亡戛然而止，反而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史篇！投奔刘宋王朝的一支北燕皇族在岭南安家落户，此后名人辈出。其中一个叫冯元一的北燕皇族后裔曾跻身大唐王朝的权力中心，权倾朝野。此人便是在小说戏曲中为李白脱靴、被后世史家描绘得不人不鬼的高力士！

冯氏皇族300人逃亡岭南

　　436年，北魏大军攻进北燕都城龙城（今朝阳），北燕末帝冯弘仓皇逃奔辽东，历时28年的北燕政权宣告灭亡。

　　北燕亡国后，冯弘第四子冯业率宗族、亲兵300余人从辽宁熊岳乘船渡海投奔南方的刘宋王朝，受封广东新会，与岭南的冼姓大族联姻。这枝从龙城走出的北燕皇室后裔，在此后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心怀社稷、造福百姓，至今遗泽绵延。

　　冯业的子孙在南朝的梁、陈与隋、唐等朝，出任太守、刺史等地方高官者比比皆是，位列公侯者不乏其人。在广东茂名高州市内的冼太庙中，正堂塑有冯宝与冼夫人二人的坐像，两侧则分列冯冼后世成名子孙的立像。如被隋文帝册封为崖州总管平原公的冯宝之子冯仆，被唐太宗册封为左武卫大将军的冯宝之孙冯盎……其中一个立像颇为引人注目，此人宦官装束，头戴蓝冠，身披红袍，手捻拂尘，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高力士！

　　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冯宝与冼夫人的第六代孙，正宗的北燕皇室后人。

刺史儿子惨遭阉割酷刑

　　史载，高力士（冯元一）出生于广东电白良德霞洞堡，幼时随父迁于任所潘州居住，潘州即今广东高州。高力士故居位于高州市区集贤街、安荣二巷一带，始建于唐初，后经历代修葺，清代重建，一直保存至现代。高力士死后，他的骨殖被安葬于唐玄宗泰陵旁，是唐玄宗陵寝旁唯一的陪葬墓。他在高州故乡的家人将其衣冠葬于城郊的风梢岭上，高力士的衣冠冢背靠高山，前临鉴水，当地百姓称其为太监墓。

　　在高力士衣冠墓左下方，建有一座用于祭祀的“乐平庙”。从乐平庙到高力士衣冠墓地，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小溪。一条古驿道跨溪而过，溪上修建一座石桥称“落马桥”。桥头竖有大唐王朝恩赐的御碑，碑上刻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八个大字，以此彰显朝廷赐予高力士的特殊礼遇。

　　高力士的曾祖父名冯盎，官至隋朝的左武卫大将军。祖父冯智戴病逝后，被唐王朝追封为洪州都督。父亲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身为冯君衡少子的冯元一出自官宦世家，祖上又是北燕皇室与当地冼姓豪门。如此显赫的门第与尊贵的家庭，其子弟按理应登堂入室，出将入相，怎会去做为人不齿的低贱太监呢？

　　原来，694年，有人向朝廷诬告说岭南流人谋反。其时掌权的武则天闻讯后，便派司刑评事万国俊前往岭南查处。酷吏万国俊大开杀戒，大搞株连。时任潘州刺史的冯君衡不幸与此冤案有关，满门被抄，家产全部没收。那时，冯元一年仅十岁。鉴于冯冼氏族祖上有功于朝廷，年幼的冯元一被法外开恩免于一死。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冯元一被强制与母亲麦氏分离，锁拿为奴，惨受阉割酷刑。之后被送入长安，入朝当了宦官。

　　698年，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冯元一进奉给武则天。因冯元一天资聪颖，悟性很高，武则天便将他留在身边，并按“佛家护法神将左金刚右力士”之意，改其名为力士。一次，冯元一不慎犯了小过，挨了一顿鞭子，被逐出禁宫，内宫高延福收其为养子，由此改姓高，从此便称高力士。

　　与母亲失散时，高力士年仅10岁。二十年后，高力士权高位重，攀附之人踏破门槛。岭南节度使在泷（lóng）州（今罗定）找到了麦氏，把她送至京城。母子失散多年，相见不相识。麦氏对高力士说：“胸前七黑子在否？”高力士解开上衣一看，果然有七个痦子。麦氏又取出一项金环给高力士辨认，高力士立即认出此金环是他小时候经常戴在身上的佩饰物。双方信物俱全，母子身份确定无疑，悲喜交集，激动得相抱痛哭。

　　唐玄宗得知高力士母子的凄惨遭遇后，甚表同情。随即召见母子俩，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高力士冤死的父亲冯君衡为广州大都督。同时，对抚养高力士的高延福夫妇赏赐黄金百两。

大唐王朝的“二当家”

　　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诛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党羽，拥自己的父亲李旦复帝位。高力士效鞍前马后之劳，出力甚多。李隆基当上太子，高力士有参与谋划之功，因而被提拔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侍太子左右，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712年，高力士又协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铲除。高力士因功升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萧至忠和岑羲密谋反叛李隆基，高力士提前获知内情，率兵诛杀，高力士因功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封渤海郡公。

　　李隆基登基后，各地送来的奏章均交予高力士先过目。小事，任由高力士自行处理、依律处置；大事，才由高力士转呈李隆基过目。这时的高力士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俨然是大唐王朝的“二当家”。

　　后来的大唐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均经高力士推荐，才荣登高位的。李林甫、杨国忠为弄权误国的奸相，安禄山为残毁大唐江山的叛臣。高力士因推荐这些人为官，饱受后世非议，被视作奸佞同党。

　　实际上，高力士虽然推荐了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出将入相，却未与这些人结党营私把持朝政。相反，当他发现李林甫等人的野心后，倒是经常对唐玄宗予以劝谏与提醒。

　　唐玄宗晚年沉迷声色，十几年来无意朝政。宰相李林甫乘机图谋更大的权力。李林甫私下与牛仙客谋划，增加粟赋，采用和籴（dí买进粮食）之法，使朝廷瞬间积聚大量财富，很得唐玄宗的赏识。一天，唐玄宗在大同殿对高力士说：“我想把军国大事，都交给李林甫，你觉得如何？”高力土便规谏玄宗：“（李）林甫用变造之谋，（牛）仙客献和籴之策，虽然眼下好像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从长远看，不是个妥善的办法。”他还进一步劝道：“军国之柄，未可假人。”高力士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李林甫、牛仙客大量从民间买粮，大幅提高粮食税收。虽然一时国库充盈，但民间却空虚了。一旦发生战争、灾荒，民间自救能力缺失，百姓家无隔夜之粮，岂不天下大乱？此外，身为一国之君，又岂可将军国大权假手于人？李林甫当时权势熏天，高力士能对玄宗说出这等肺腑之言，足见其对唐王朝的忠心和对李林甫的不屑。唐玄宗听了高力士的话，虽然感到十分不快，但过后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就把交与李林甫大权之事搁置下来。据说，李林甫听说后，对高力士恨之入骨。

　　唐天宝十三年（754）六月，李宓（mì）进攻南诏，丧师20多万。宰相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现在老了，想把朝廷的事交给宰相，边境事交给诸将，这样我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高力士立即提醒玄宗说：“我听说云南战败，死伤很多人，宰相瞒着不报。而且，现在边将拥兵自重。我担心一旦祸发，不可复救，怎么能没什么担忧的呢。”高力士所说的“边将”，就是他曾经推荐过的安禄山。他现在已经看出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他是在暗示唐玄宗，手握重兵、心怀叵测的安禄山有可能反叛，应及时加以控制，收回边事大权，以绝后患。

　　高力士的谔谔（è）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高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轮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高力士借回奏，委婉指出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

　　唐玄宗晚年统治腐朽，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不得不逃往成都避难。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甚为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罢，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

　　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司马迁曾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的是有许多人说恭维、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人讲真话，直言不讳。高力士对李唐王朝的忠诚，对唐玄宗的诤诤谏言实不亚于大唐名臣魏征。但唐玄宗终究不是唐太宗，对高力士的赤胆忠言过耳不留，终致大祸。而后世之人，每每道听途说，将一位忠心捧日的大唐忠臣竟描污成巧言令色、惑乱君听的奸佞之徒。

唐玄宗评价：力士当上，我寝乃安

　　随着高力士在宫中的权势越来越大，许多文臣武将都来巴结他。连东宫太子李亨，都称高力士为二兄。其他的亲王、公主，则称他为阿翁，驸马称他为爷。玄宗也不呼其名，而称他为将军。高力士虽然受宠过人，权势凌众，但对如何运作权力却十分慎重，头脑清醒。高力士在辅佐玄宗处理政事时，无论巨细，都亲力亲为，妥贴恰当。史载，“（高力士）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乃忠臣也。”

　　高力士如此侍君，自然获得君王的信任与厚待。唐玄宗一生对高力士信任始终，不离不弃。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此语足见唐玄宗与高力士间非常人可比的主仆深情、君臣恩义。

　　谁知，到了明代，一位叫冯梦龙的文学家却在自己的“三言”小说中虚构出“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荒诞故事，将自己这位同姓由白抹黑。再加上民间戏曲的广泛散播，高力士这位执守臣节、忠心捧日的北燕皇族后人，竟被歪曲形象，沦为一祸国殃民的宫廷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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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松，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现供职于辽沈晚报社，为该报历史文化专版“摆渡辽河”主笔，副刊部主任记者。从事辽宁历史文化研究已近十年，出版及参编著作达十余本，达一百余万字。代表作有：《辽宁风情小镇》《三燕寻踪》等。近些年，在为朝阳、北票与三燕后人间牵线搭桥、积极宣传朝阳历史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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